红杉谷 - 中国文化旅游网的生态住家、当地旅程和本地体验 - 2024年12月
红杉谷是生态住家、当地旅程和有机食物的本地体验。
遂宁安居通用机场位于安居区会龙镇，置换搬迁原隶属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的遂宁南坝训练机场。安居机场项目于2012年立项，2018年正式动工，2023年投运。该机场首先达到“通用”标准，主要满足教学和训练功能，是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有最好的训练机场。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总部位于四川广汉，在新津、遂宁、绵阳、洛阳设有分校。遂宁民用机场项目也正加快推进前期工作，标准为4C民用支线机场，拟建设1.2万平方米的航站楼及12个C类机位的站坪，预计到2030年客运吞吐量100万人次，货运吞吐量3500吨。
虽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云南人不吃“蘑菇”，只吃“菌子”，而只有野生菌才配叫“菌子”。但我们四川人也尊崇吃“菌子”，传说这种新鲜“菌子”一市斤卖到上千元，但几百元一斤的卖价我是亲身体验过的。所以维基里说在早期曾被当作高级的伴手礼也许是真的。鸡𭎂菌（Macrolepiota albuminosa）是土栖共生的中大型野蘑菇，可供食用并可制药。我们常称鸡山菌，也有人称斗鸡菇、伞把菇的，但绝对不是黄丝菌（鸡油菌，Cantharellus cibarius）、鸡腿菇（毛头鬼伞，Coprinus comatus）或者杏鲍菇（Pleurotus eryngii）。鸡𭎂菌多半在夏秋季节出现于大雨过后的一两天的草地和灌木附近。和其他伞菌一样，由肉质菌柄和菌盖构成。鸡𭎂菌收获季节，自然形成交易市场题图左：鸡𭎂菌刚出土时菌盖呈小圆锥形，整株最为鲜嫩，肥硕、丝白、质细、香脆。题图右：待生长至菌盖伸展呈伞状，中央伞尖乳头状突起，伞面灰色，呈辐射状撕裂，可以掰成类似平菇（Pleurotus ostreatus）的伞片，依旧脆嫩；菌柄则可以撕成像白色的鸡肉丝，绵韧结实，只适合煮汤出味了。小炒刚出土的鸡𭎂菌或者伸展开的鸡𭎂菌菌盖，是时下难得的美食，不是大众消费的小鸡枞菌干可比拟的。以味美为核心的珍贵不仅仅因其稀少、易老熟、易腐烂，更因其天然。因为尽管鸡𭎂菌在中国南方大部分省份都有分布，但它似乎绕开了人类的人工种植尝试。鸡𭎂菌的另一个称呼蚁巢伞，顾名思义是生长在白蚁巢上的蘑菇，但不是所有白蚁巢上都能生长，只有大白蚁亚科的蚁巢上才能长出蚁巢伞。示意图：从上到下可以明显区分菌盖、菌柄、假根和白蚁巢。白蚁本身对植物的分解的能力是有限的，多半需仰赖鸡𭎂菌所分泌的酶才可以进行良好的分解。而白蚁会借由鸡𭎂菌来抑制其他真菌的生长，帮助鸡𭎂菌取得优势。也就是说，白蚁会建造菌圃，培养鸡𭎂菌。尽管如此，鸡𭎂菌和白蚁的关系并不非常清楚。2024年5月14日，农业农村部网站援引云南日报的报道说，昆明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实验室培育的人工白蚁巢长出了第一朵鸡枞菌，实现了鸡枞菌人工繁育技术攻克的重大突破。（注：该真菌名规范简化字为“鸡𭎂菌”，繁体字作“鷄㙡菌”，读音为jī zōng jūn，而“鸡枞菌”（jī cōng jūn）一用字是错误的。）最后，是一盆菌子油。本文节选自山巅周刊第223期（2024年7月29日）主题文章。
当农民失去种子自主权，我们将会为粮食付出什么代价？2018年，马来西亚农业及食品部宣布将拟定种子法案，即在现有的《2004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令》中加入“UPOV 1991”（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公约），旨在保护新品种植物的知识产权，即育种者权利。一旦法案成功落实，农民将无法自由交换种子，仅能购买经认证的种子。当人们失去种子自主权，真的只有农民受影响吗？或许从我们的日常主食——稻米，能看出一二。Atuk Fitrah和附近的旅店合作，将厨余送到农场来做肥料。沿着曲折山路，驱车来到彭亨文冬的珍德拜（Janda Baik）。拐个弯转入小径，Atuk Fitrah生态农场管理员纳伊（Naim Abdul Razak）挥手迎接我们的到来。“森林是自然农法最好的例子，我们的农场模拟这样的方式种植作物。”这里的主要作物番茄、木瓜、小辣椒四散在农场，走几步路看见一棵小辣椒树，靠在一旁的植物却是鸡屎花。纳伊解释，作为间种作物（companion planting）的鸡屎花，发出的臭味可驱赶害虫。透过植物互惠互利的方式，减少依赖农药，呈现多元种植法（polyculture）的优势。走上斜坡，泥土路的缝隙间长出一棵茄子树，挂着的不是紫色，而是橙色的茄子。“这是老了的茄子，可以拿来当种子。”追问如何满足收藏标准，他以园内作物的“敌人”——猴子为例，“猴子会干扰农作物的成长，我们会观察这棵作物是否抵得过敌人的攻击，证明是值得收藏的种子，然后推荐给其他农民。”他说明茄子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都能生存，但比起市面上的茄子，这款收成期更长，“紫色茄子可以生存9个月，但这个本土茄子可以耐上一两年，本地农民更能落实永续种植。”对比进口种子，本土种子更能适应当地气候条件，不容易受虫害侵略。“番茄种子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比较强壮不易生病。”过去的农业社会，农民会在收成时保留种子，直到下个季节再播种。但基因改造的种子打破留种习惯，只因第二代种子（F2）只会比上一代来得差。他以80年代培育成功的杂交种子——马达椰（Kelapa Matag）为例，果实多、矮小容易采摘，受到市场欢迎。但马达椰种子种出来的第二代，不会结果产量也低。因此，农民每一次种植都必须向拥有马达椰品种专利的公司购买种子。“基因种子结成的果实很漂亮没错，但一定要搭配化学肥料，植物本身无法靠自己生存，因为它们是实验室做出来的。”生长在户外的作物，透过自身力量抵抗气候和害虫，幸存者便能适应田园的环境，孕育更优秀的下一代。两种管道获取种子市面上获取种子的管道分为两大类，称作“正式种子系统”和“非正式种子系统”。正式种子系统指的是，由大公司生产的商业种子，受到植物育种者权利的保护，大多数种子经由认证。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保留、交换、售卖种子的习惯，便是非正式种子系统。一旦农业部通过《PNPV Act 2004》修正案，传统农耕模式被迫终止，农民无法像过去一样和他人分享或出售未经认证的种子，只能从大公司购买。原本自产免费的种子被迫要花钱购买，小农成本无疑会进一步增加。按现有法令，马来西亚仍允许农民透过非正式管道购买未经当局认证的种子，其中又以稻米的管制最严格。根据《1994年稻米及白米控制法令》，只允许有执照的公司卖稻种。换言之，所有稻民的自留种被视为非认证种子，不得贩售。“稻农若不买经认证的稻种，就无法获得政府买种子的补贴。你可以去看《Petani Bukan Pemalas》纪录片，这里点出了稻农在政策限制下面临的各种问题。”影片中，本土稻民申诉种子公司供应不足影响产量。此外，这些受认证的种子亦必须搭配制定的化学农药使用。稻农要清除5种外来有害因素，必须使用5种化学药剂。若化学肥料价格高涨，稻农又如何平衡成本和收入？将这些稻米吃进肚子的我们又会如何？说着说着，一小片稻田出现在眼前。稻米，是Atuk Fitrah生态农场最特别的作物。放眼望向珍德拜，也只有这里种稻。下田耕作，透过教育了解稻米的危机《可兰经》教义中强调谷物的重要，放在马来西亚稻米是主要的粮食来源，因此农场主人哈芝（Haji Awalludin）将一部分农地用来种植稻米，开放城里的大人小孩前来体验。纳伊指着靠近的稻田说，这是前阵子城里中学生参访团种下的成果。“有的人没看过稻米说是香茅，还问我们可以下去（稻田）游泳吗？”农场使用的是MRQ 76香米，虽说是水稻，田里的水却不多，“我们使用的是SRI技术，不先让秧苗泡水，先晒个5天再放水。”SRI的全名为“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中文翻译“强化稻作栽培技术”，颠覆传统种稻方式，主打放水多晒田。稻秧会因缺水感到危机，根部会往下扎根寻找水源，“根变得长，稻子更强壮。”更重要的是，SRI技术能够加强稻种抵御力，为气候变迁导致农作物歉收找到新解方。纳伊感叹说：“水稻的生态最丰富，里头有鱼、蜗牛、鸭子，时不时会有青蛙吃害虫。在没有大量使用农药的60年代以前，这是大家都经历过的稻田生态。但你现在去稻田，会看到鱼在里面吗？”割下金黄色的稻株倒挂晒干，摘下一颗颗饱满的谷物，便是可再回收使用的种子。他说：“我们这里的记录，一亩田可收获10公斤的米。”当老祖宗的农耕方式不再，随着农业科技介入，不单是土地不肥沃那么简单。过度施用化肥，土壤会酸化出现板结。“人们只会看到稻米一年收成3次，卖出的产量很多。但水牛不见了，鸟类、昆虫各种生物消失了，这些变化往往都被忽略。”Atuk Fitrah生态农场奉行自然农耕方式不是新鲜事，“我们尝试重新教育人们，回归曾经的农耕方式。加上科技进步，人们也开始学会制作有机肥料取代化肥。”新法上路，将会如何改变农民生态？采访那日，纳伊笑说，我们是他在Atuk Fitrah生态农场最后一批导览的客人。未来，他要在霹雳开启属于自己的自然农场。问及是否农业出身，他摇摇头否认，“我先学的是电机工程，然后再取得户外休闲运动管理学位。”阴差阳错下，他当上Atuk Fitrah管理员而投身农业。受到哈芝对环境保护的热诚影响，这8年间，纳伊在这里实验关于自然农法的可能。要当个聪明的农夫，他在对谈中不断强调，在网上当个键盘侠，倒不如用教育影响下一代。根据“大马粮食安全与主权论坛”（FKMM）过去的文告称，一旦种子修正法案通过，传统农民若被发现使用自行生产、未经批准的种子种植作物，违规者可面临高达20万令吉的罚款或最高3年监禁的刑罚。“但小农不也能为自己的种子申请认证吗？”“申请认证需要时间和金钱，对小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到最后只能等种子公司制造种子卖给分销商，农民就只能等。”说出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他接着说：“种子是农民的资产，如果没了种子，农民要怎样生存？”青少年正在体验插秧。（图：取自Atuk Farm专页脸书）迦南地梦想园，搜集稀有种子，耕耘食物森林过去100年，超过90%的农作物种类已从农田消失。《消失的餐盘》一书点出，从前人类食用的植物约有6000种，但世界上大多数人吃的只有9种，市场上贩售的蔬果越来越单一。大量种植单一作物，除了农民的种植知识变得单薄，种子也会因缺乏气候抵抗力与环境适应力，一旦病虫害袭来，必然掀起粮食危机。运用食物森林概念种植，迦南地梦想园（Calanthe Dreamland）经营者黄锦周收集少见的种子，往梦想地播种。先从咖啡树开始，再到原住民部落的传统草药，直到各式各样的榴梿品种……来到这里宛如走入深山，处处都是超市里头不曾见过的本土食材。黄锦周来自马六甲，是首饰设计师、咖啡店老板，偶尔也义务带团游古城。2018年，他又多了一个身分，即朴门永续农耕法实践者。简单来说，他经营属于自己的食物森林，“先制造食物给自己，因为是给我和家人吃的，所以不放药。当我们的食物够了，多余的再分享或卖出去。”买下过度砍伐变得贫瘠的土地，重新养成处处可摘食物的森林，这个想法对环境固然友善，但不施打农药的自然农耕方式，等待植物开花结果需一段时日。这期间生态农场需要人手修野草、制作有机肥料，都是一笔庞大的开销。“我种咖啡树不放药，起跑点就输人很多。当时有位贵人告诉我：兴趣归兴趣，要想怎样去活。他说无论喜欢不喜欢，榴梿的价值是最高的，建议不如种榴梿。”但他种的可不是市面上耳熟能详的榴梿。“我在找榴梿时，遇到一个砂拉越朋友。他跟我说‘forget about synthetic durian’。”回忆起3年前的故事，他说，“但我要怎么去找山榴梿？这个朋友要我来找他，他是比达友族。”于是在这么机缘巧合下，黄锦周开始了寻找榴梿之旅。开启山榴梿赛道“我很确定，全世界最好吃的榴梿在马来西亚。”根据研究，在东南亚有29个榴梿物种，马来西亚就占了23种，其中可食用的品种有9个。掐指算了算，市面上看到的明明不只9种，经解释后才了解，这些绝大部分只属于一个榴梿属（学名：Durio）。“很常听到的猫山王、黑刺、金枕头、苏丹、梦中情人……从D1到D224，99.999999%都是Durio zibethinus。”他说：“包括大部分的kampung榴梿，都是Durio zibethinus和它的杂交种，但市场上其实还有很多了不起的榴梿。”那另外8种可食用的榴梿，又有哪些呢？奇奇怪怪的山榴梿，味道就像开盲盒过去两年，他和家人四处寻找奇特的榴梿品种，希望将它们都种在迦南地梦想园。黄锦周解释，一般的山榴梿指的是红肉的Durio graveolens（浓味榴梿），在东马普遍被称为Durian Dalit。在这个类别底下的榴梿果肉，除了红肉，也有橙色和黄色，味道口感都不一样。“有的带有很浓的芝麻味，一点榴梿味都没有；有的是橙色果肉带cempedak味道；有的黏牙像口香糖，要弄掉它还要用手指扣。所以Durio graveolens是个很好玩的species，外形小小粒。”在砂拉越Long Banga原住民部落，他遇到了属于Durio kutejensis的Pakin榴梿，“这个品种的榴梿花是血红色的，很漂亮。”闻起来并无浓烈味道，果肉吃法类似吃菠萝蜜，剥开后一片片撕开吃。在这9大可食的榴梿属里，最臭的是Durio Dulcis品种，“它外形像红毛丹但有火水的味道，书本叫它Durian Tahi，足以‘杀’死人。”这样的榴梿也有忠实追求者，“我在诗巫碰到一个人，他说就喜欢这个味道。当然不是真的火水味，是一种大自然的强烈气味。”至于生长在树干的乌龟榴梿（Durian Kura-Kura），则属于Durio testudinarum品种。因为爬行在陆地的乌龟也吃得到而命名，至少要等18年才开花结果。在这9种可食用的榴梿属植物，迦南地梦想园就收集了7种。“西马像我这样种的人很少，Durio oxleyanus偶尔在吉隆坡买得到。它长在雪兰莪Hulu Langat那带，它永远是四瓣的，打开榴梿，从上面看是十字架形状。”一般上，西马会称为Durian Daun或Durian Beludu，东马会称为Durian Sukang。此品种的榴梿树，叶子更圆更大片。“曾有个种植榴梿42年的前辈看到，不相信它是榴梿。这是前Jakun族的员工，从他的家彭亨Muadzham Shah带给我的。”他说。市面上主流的榴梿均属Durio zibethinus，因味道强烈适合商业贩售。但若是真正的榴梿狂热者，更为之疯狂的就是这些榴梿。Permaculture（朴门）一词，结合了permanent（永久的）、culture（文化）、agriculture，仿效原生态的生物互动和特征，建立符合永续和环保目标的园艺或农业。走进部落寻找种子，栽种原住民食物不单是种植山榴梿，黄锦周也会和原住民员工交换宝贵的森林知识。随手折下一棵植物的枝叶往嘴边一抹，“这是原住民的天然草药，拿来治嘴巴破或者喉咙痛。”走到另一端，种有名为Buah Bejsij的果实，是他亲自从Temiar原住民部落带出来的山果。取下橙色的外皮咬一口，口感像是番茄，“吃完后你们可以拿着这个种子回家种。”他偶尔会随员工回去位于吉兰丹的部落发掘新植物，更多时候，黄锦周靠他们带回种子。但这全靠运气，因为原住民是游牧民族，每3个月换一次住所，“他们不靠种植为生，走到哪里有东西才可以拿给我。”但随着砍伐森林、土地开发严重，Temiar族家园一点一滴消逝，森林里的食物不似以往充足。于是，黄锦周尝试让员工带芋头黑米种子回村庄播种。“看到3个山头种植满满的黑米，我很感动。”他强调，Temiar生活在吉兰丹内陆，车程来回就花8小时，“‘Food is king’，在里头有钱没有用，有新的作物进去，他们才有新的东西吃。”计划启动小米方舟，让小米重回饭桌上目前，迦南地梦想园食物种类多元，唯独少了提供碳水的主食。他说：“我在台湾原住民部落看到小米，我的原住民员工说在他的部落看过，但现在越来越少了，他们管小米叫Jawak。”小米能在干旱严苛环境下生长，当其他谷物收成不佳，小米有机会成为当地的粮食来源。一些国家的主食曾是小米，后来渐渐被水稻取代。看见本地有种植小米的可能，黄锦周希望未来能启动“小米方舟”计划，让小米重回大众视线。保育种子，留住大自然的多样性无论是学习嫁接山榴梿，还是从森山带出原住民作物，黄锦周想做的是留住大自然的多样性。他分享，今年买了400公斤种子，但播种后的存活率却只有10%。或许是气候变迁，也或许是大量的农药，“比如我们拼命打药让榴梿树开很多花，结很多果，但它的种子其实是不够成熟的。”试想想，当人们无法从果实收到好的种子，只能寻求正式管道购买已被驯化的种子，那在餐桌上的食物就只会越来越单一。种子变盆栽，见证新生命诞生的美妙历程藏在泥土里的种子，看不见也摸不着，又该如何让人确实感受到它的重要？刘惠萍投入种子盆栽艺术十来年，她在柔佛古来加拉巴沙威新村经营“心田一角”种子铺。柜子上陈列一棵棵种子盆栽、一个个种子艺术工艺品、上百颗风干的种子，为的就是要人们知道——马来西亚种子的美丽和多元。藏身于老店的“心田一角”种子铺，日式禅风外观最突出。店主刘惠萍曾是水墨画裱画师，也经营过画廊，有了孩子后选择回归家庭。2010年，在一次和友人的对谈中认识了种子盆栽，她形容“一看就爱上”，自此陷入种子的魅力无可自拔。种植步骤简单，种子洗净后泡在水里唤醒，接着是催芽的步骤，即把种子放在盆器，用保鲜膜覆盖隔绝空气，这是为了让种子感受到濒死的压力，得“传宗接代”要马上长根发芽。“当时看到什么种子都拿来种。”她从容易取得的龙眼种起，失败经历多，尤其种子催芽的过程，稍有差错就发霉长虫。因此种子必须清干净，表面有一丝残余的果肉和白色软组织，都会吸引蚊虫滋生。浸泡种子的水分也需掌握好，避免发霉。任何种子都可以种成盆栽不单是龙眼，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水果，如榴梿、山竹、红毛丹都能拿来种，还有酪梨、蛇皮果、海底椰、圣诞椰子、蓝棕榈、竹马椰子、福木和棋盘脚等等，“槟榔种子可塑性强，我可以用包覆在种子外头的纤维做斗笠造型。”只见槟榔种子盆栽的根茎部，绑着两条辫子的“女孩”仰望植物，非常生动可爱。“这些都是马来西亚找到的植物？”忍不住发问，她哭笑不得地回复：“对啊，这些种出来的都是本地的，出去外面路边就有了。”不知什么种子，找谷歌大神询问接触种子盆栽后，刘惠萍表示自己变得更细腻，感官更敏锐。她关注起大路旁的大树，等待它开花结果。等候时间有长有短，当果实掉在地上，她立马捡起带回家，只为了看种子长出来的模样。“不知名的树开满白花，我会拍照，但还是找不到资料，所以要看种子分辨。”经过数个月等待，植物终于落果，“我用脚尖踩开果实，看里面种子长怎样，如果像草莓果酱类的就没种子。”她根据种子的样貌上网找资料，也尝试问人，她说大家给出“这是槟榔”的答案，“我知道槟榔长怎样，纤维比较厚，种子也比较大，就不长这样。”“后来我上Google找资料，从叶子找起看品种，找到名字那刻太兴奋了。”每颗种子都是独一无二，盼大家发现它的美对于种子发芽长成的过程，刘惠萍都很好奇。对陌生的种子，她会将萌芽的种子从盆器中倒出来观察。其中，蒲葵种子的成长过程最让她惊喜，“你看到它种子在这边，而倒挂的茎像人类的脐带，正输送养分给它的孩子。”在投入种植种子盆栽的过程，并不是每棵种子都会发芽。原以为不会成功的圆叶刺轴榈，经过18个月的等待后，种子竟然同时发芽，“每一颗种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让我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懂得太少，棕榈科植物有三百多个品种，真的是玩一辈子也玩不完。”拿起竹马椰子的种子，外形和一般的棕榈植物相似。剥开外壳，打磨后凹凸不平的表面形成天然的美，“虽然品种相同，但每一颗的纹路都不一样，就像是人类的DNA。我们都是人，但我们的DNA不一样。”为了让人们认识更多种子，她在架子陈列上百种种子。她说，这只是种子世界里的冰山一角，“我想把这些种子展示出来，让你们知道，在我们周边有这么多漂亮的种子。”这里虽是卖种子盆栽和手工艺品，却更像是小型的自然教室。一颗颗种子丢掉就是垃圾，但在心田一角，它们化身盆栽重获新生，展示自己的第二“种”生命。当我们不再拥有种子……“一旦《2004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令》（简称种子法案）修正案 通过，种子盆栽或手工艺品会受到影响吗？还是仅限农作物受控？”“种子是干燥的、不是活的则不受影响；但如果种子是活的，可作为繁殖用途，将受到法律管制。”诺菲特（Nurfitri Amir Muhammad）是“社区种子保育协会”（IRBK）发起人，也是马来西亚粮食主权论坛（FKMM）协调员。“我们向时任政府说明，小农仍延续留种相互分享的传统。他们不相信，要我们提供证明，所以在2021年成立了IRBK。”旨在将农民持有的种子品种整理成数据，架设网站开放予大众搜寻。“我们不以‘种子银行’（seed bank）命名，因为银行代表人们很难从里头取东西。所以我们更像是‘森林保育’的概念，不只是收藏种子固定在一个地方，也让大众简易获取资讯。”IRBK也将留有30个或以上品种种子的农夫，列为‘种子英雄’（Wira Benih）。首篇文章提到的纳伊便是其中一员，目前IRBK社群虽然仅有60人，但记录了约4000个农作物的品种。”诺菲特长期关注农民权益，2020年拍了迷你纪录片《Petani bukan Pemalas》，希望扭转大众对稻农的舆论。（图：受访者提供）日后留种或面临刑事诉讼虽然该草案目的是为了防止种子买家受骗，但或许也会强化种子公司的垄断。此外，若种子修正案通过，不单是农民，但凡透过非正式管道获得种子，都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请记住有两条法律。第一是UPOV 1991强调种子拥有权，一旦违反意味着你会被起诉。”触法民众或将被处以高达20万令吉的罚款或最长三年的监禁。”第二是种子法案，意思就是种子得经过认证，代表你每年都要付费，将种子样本送到实验室化验确保品质，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认证过程繁琐，渐渐的市场只剩下少之又少的植物品种。而每一次认证过程的付费，导致种子价格上涨，种出的蔬果也必然跟着涨价。法案修正缺乏透明度刚过去的周四（12月19日），106个农民和公民组织签署请愿书，要求政府停止提呈种子法案。这些组织包括大马菜农总会、大马稻农协会、第三世界网络、槟城消费人协会、大马绿色和平、自然之友协会等。他们认为一旦该法案通过，或许不单是农民的权益，甚至社会，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诺菲特作为FKMM发言人说明，2018年9月16日宣布拟定的种子法案，当局并未向农民和民众发起咨询，“政府与我们部分代表的首次咨询，是在2019年进行的。既然如此，法规影响分析报告（RIS）又如何在还未告知公众前完成呢？”因此，FKMM认为此法规影响分析报告缺乏公信力。我们可以怎么做？种子法案关乎你我的生活，但在坊间关注度好似没有形成正比。读了这篇专题的我们，又能怎么做？“法案修正已来到最后阶段，我们得公开发表意见或写信入国会，表达你对拥有生命的知识产权感到顾虑。”坊间的民间组织也发了联署请愿书，呼吁民众在本地周三（12月25日）前，点击此链接签署支持。诺菲特认为，虽然现在谈论的范围仅限于植物新品种的拥有权，但未来若成功复制动物，甚至是人，后果或许不堪设想。“一旦有了这些生物的知识产权，谁又能保证不会被有心人士利用，建立自己的奴隶大军呢？”【注】2018年，时任政府为了解决非法谷种问题，对外称将修正种子法案。不单是水稻，包括蔬果及花类等农作物一并受管制。这些农作业的种子和品种都需符合法令，根据步骤申请执照后，民众才能耕种。也有评论认为，种子法案实则是为了迎合《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而颁布。
《焦虑的一代》：智能手机如何冲击青少年精神世界
当生活转移到网络上时，Z世代的孩子们发生了什么？纽约大学教授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指出了我们在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Z世代身上所犯的错误，并描述了我们如何才能让下一代免受同样的痛苦。《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一书出现在比尔·盖茨的假期书单中和《华尔街日报》2024年度十佳好书列表第一位，探讨童年时以玩耍为主的人如何抚养以手机为主的童年。您需要重视这个问题，比如激进的澳大利亚全面禁止手机进校园；但不要惊慌，尽管近百年来每一代人都将青少年问题归咎于科技，但从来就没有“垮掉的一代”。山巅周刊第205期推荐了“结束基于手机的童年”这一观点。《华尔街日报》网站刊发Meghan Cox Gurdon题为《<焦虑的一代>书评：手机应用、焦虑和青少年》（‘The Anxious Generation’ Review: Apps, Angst and Adolescence）的文章，作者是梅根·考克斯·格登。后面还有《大西洋月刊》上本书作者Jonathan Haidt撰写的文章《立即结束依赖手机的童年》（End the Phone-Based Childhood Now）。《焦虑的一代》：智能手机如何冲击青少年精神世界2012年，以讽刺性著称的美国洋葱新闻网播出一部虚构电视片，讲述了一名沉迷于智能手机、只会翻白眼和发短信的青少年的故事。记者说：“凯特琳·蒂加特曾是一个美丽活泼的女孩，她爱笑，喜欢在户外玩耍，但这一切在她12岁时都改变了。”现在，这个女孩沉迷于电子设备，脸色苍白，反应迟钝。凯特琳的父母决定对她实施安乐死。扮演她父亲的演员说：“我们可以把她的眼睛送给真正会用它们读书的人。”这段视频发布得正是时候。智能手机已经变得无处不在，应用程序层出不穷，而童年本身正处于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所说的“重大重塑”的最后阵痛期。生活乐趣和冒险在消失在《焦虑的一代》一书中，海特毫不留情地详细描述了当生活转移到网络上时，Z世代的孩子们发生了什么。就这个群体而言，他们是第一代进入青春期时能够不断接触互联网的人，不仅玩耍和社交转移到手机、平板电脑和游戏机上，现实生活的乐趣和冒险也在消失：翻滚打闹的户外活动、身体独立的机会、无人监督的娱乐。海特观察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玩耍一直在消退，而技术却大举推进，但直到让用户可以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手机的发明，才完成了童年从“游戏为主”到“手机为主”的转变。他用令父母们心惊肉跳的话语写道，大规模地向青少年提供智能手机构成了“人类对自己的孩子实施的最大规模的不受控制的实验”。这个实验是一场灾难。我们中那些在2010年至2015年变革高峰期家里有初中生和青少年的人，一定还记得那个动荡年代的困惑、争吵和间歇性的疯狂。有些孩子，比如虚构的凯特琳，在几个月里就从自己生活的生气勃勃的参与者变成“无脑”滑动手机屏幕的“机器”。另一些人则变得反复无常，为自己的“点赞数”和“粉丝数”焦灼不安，疯狂关注着他们的母亲和父亲只能勉强理解的那些应用程序：他们的Instas(面向公众的Instagram账户)和他们的Finstas(与朋友共享的秘密Instagram账户)。海特断言，要想在互联网社交中取得成功，年轻人就必须“将大部分意识——持续地——用于管理他们自己的‘网络品牌’。这对于获得同龄人的认可(青春期的氧气)和避免网络羞辱(青春期的噩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家长们(他们也被手机催眠了)不断听说，有时甚至在家里亲眼看到，孩子们陷入真正的困境——抑郁、焦虑、自残，甚至自杀。在这场漩涡中，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似乎可能扮演了某种角色，但家长们却很难确切知道这个问题的可量化程度。甚至在六七年前，研究人员就发现，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的青少年比以面对面形式开展社交的青少年更容易抑郁，但却不能肯定地说，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沉迷手机导致精神退化现在，感谢海特，我们才得以一窥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发生在英语世界其他地方的真正可怕情况。从大约2010年开始，美国青少年的自杀率急剧上升(10岁至14岁男孩的自杀率增加了91%，同年龄段女孩的自杀率增加了167%)。2010年至2020年间，自残率几乎增加了两倍。在英国，使用自我伤害来应对严重焦虑和抑郁的儿童也比以前增多；在澳大利亚，因心理健康问题住院的男孩和女孩的比例都急剧上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交媒体的诞生——及其承诺的“联系性”——却让年轻人变得更加孤独，朋友也越来越少。对于女孩来说，这些应用程序已被证明是有毒的，海特写道，“社交媒体的使用不仅与精神疾病有关；它会导致精神疾病”。男孩不太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危害，但更容易受到网络色情的伤害。躲在卧室门后，过着建立在屏幕上的虚拟生活，这使男孩面临更大的风险：萎靡不振、冷漠无情，以及“无法承担”成年后的责任。这是一本令人痛苦的书，但也是一本振奋人心的书。纽约大学教授海特指出了我们在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Z世代身上所犯的错误，并描述了我们如何才能让下一代免受同样的痛苦。他主张学校不仅在上课时间，而且在整个在校期间都应禁止使用智能手机，并给学生更多的户外活动时间。他建议家长限制幼童接触屏幕的时间(并让婴儿完全远离屏幕)，推迟到高中以后再让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和接触社交媒体。他认为，家长应该最大限度地为孩子提供自主和自立的机会，让他们做家务，并鼓励他们从现实世界的兼职工作中获得真实的生活经验。海特说，在《焦虑的一代》一书中，他一度摆脱了自己的职业身份，“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进行写作。他认为，2010年代的美国发生了某种非常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远远超越了抚养孩子和青春期阵痛的范畴。他逐渐相信，“基于手机的生活会导致精神退化，不仅仅是青少年，而是我们所有人”。《大西洋月刊》上Jonathan Haidt撰写的文章《立即结束依赖手机的童年》（End the Phone-Based Childhood Now）警告当今孩子们成长的环境不利于人类发展。立即结束依赖手机的童年2010 年代初，青少年突然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现在你可能已经看到了这些统计数据：美国的抑郁和焦虑发病率——在 2000 年代相当稳定——在 2010 年至 2019 年的许多研究中上升了 50% 以上。10 至 19 岁青少年的自杀率上升了 48%。对于 10 至 14 岁的女孩来说，自杀率上升了131%。问题并不局限于美国：加拿大、英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国家等地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根据各种衡量标准和在各个国家，Z 世代（1996 年及之后出生）成员患焦虑、抑郁、自残和相关疾病的程度高于我们掌握数据的任何其他世代。心理健康状况的下降只是许多迹象之一，表明事情出了问题。美国青少年的孤独感和无友感在 2012 年左右开始激增。学业成绩也下降了。根据《国家成绩单》，美国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在 2012 年之后开始下降，扭转了数十年来缓慢但总体稳定的增长势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是衡量教育趋势的主要国际指标，它显示，数学、阅读和科学成绩的下降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也始于2010 年代初。随着 Z 世代最年长的成员步入 30 多岁，他们的烦恼也延续到了成年期。与前几代人相比，年轻人约会更少、性生活更少、对生孩子的兴趣也更低。他们更有可能与父母同住。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较小，经理们表示，他们更难共事。这些趋势中的许多始于前几代人，但大多数趋势在 Z 世代中加速发展。调查显示，Z 世代的成员也比前几代人更害羞、更厌恶风险，而厌恶风险可能会让他们缺乏雄心壮志。去年 5 月的一次采访中，OpenAI 联合创始人 Sam Altman 和 Stripe 联合创始人 Patrick Collison 指出，自 1970 年代以来，硅谷首次没有一位杰出的企业家年龄在 30 岁以下。“一定出了问题，”Altman 说。在这个以年轻著称的行业，20 多岁的伟大创始人突然缺席让他感到困惑。当然，世代并非铁板一块。许多年轻人都蓬勃发展。但从整体来看，Z 世代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在许多重要指标上都落后于前几代人。如果某一代人表现不佳——如果他们更加焦虑和沮丧，并且以比前几代人低得多的速度开始家庭、事业和重要公司——那么对整个社会来说，其社会和经济后果将是深远的。儿童自残率图表，每 10 万名儿童因非致命性自残而到急诊室就诊的次数（来源：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0 年代初发生了什么，导致青少年发育发生改变，心理健康状况恶化？各种理论 层出不穷，但事实上，全球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这意味着美国特有的事件和趋势不可能成为主要原因。我认为答案可以简单地表述，尽管背后的心理很复杂：在那些年里，富裕国家的青少年用智能手机取代翻盖手机，并将更多的社交生活转移到网上——尤其是那些为病毒式传播和上瘾而设计的社交媒体平台。一旦年轻人开始将整个互联网装在口袋里，昼夜不停地使用，他们的日常体验和发展道路就彻底改变了。友谊、约会、性、锻炼、睡眠、学业、政治、家庭动态、身份——都受到了影响。年幼的孩子的生活也发生了迅速变化，他们开始接触父母的智能手机，后来，在小学时有了自己的 iPad、笔记本电脑甚至智能手机。作为一名长期研究社会和道德发展的社会心理学家，多年来我一直参与有关数字技术影响的辩论。通常，科学问题的范围都比较狭窄，以便更容易用数据来解决。例如，使用社交媒体较多的青少年抑郁程度是否更高？睡前使用智能手机是否会影响睡眠？这些问题的答案通常 是肯定的，尽管这种关系在统计上通常很小，这导致一些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这些新技术并不是 2010 年代初开始的精神疾病大幅增加的原因。但在评估任何一种潜在危害的证据之前，我们需要退一步思考，提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童年（包括青春期）是什么？当智能手机成为童年的中心时，童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我们更全面地看待童年是什么，以及幼儿、青少年和青少年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成长为有能力的成年人，情况就会变得更加清晰。事实证明，以智能手机为基础的生活会改变或干扰大量的发展过程。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入侵并不是导致童年畸形的唯一变化。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就已经开始系统性地剥夺儿童和青少年的自由、无人监管的玩耍、责任感和冒险机会，而这些都有助于他们的能力、成熟度和心理健康。但 2010 年代初，童年的变化加速了，当时已经缺乏独立性的一代被引诱进入一个新的虚拟世界，在父母看来，这个世界似乎很安全，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它比现实世界更危险。我认为，大约 12 年前形成的以手机为基础的新童年正在使年轻人感到不适，阻碍他们在成年后取得进步。我们需要进行一次重大的文化矫正，而且现在就需要。1. 玩耍和独立性的下降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大脑非常大，而且人类的童年期也非常长，这让这些大脑有时间在特定文化中建立联系。儿童的大脑在 6 岁左右就已经达到成人大脑的 90%。接下来的 10 到 15 年是学习规范和掌握技能的时期——身体技能、分析技能、创造技能和社交技能。随着儿童和青少年寻求体验并练习各种各样的行为，经常使用的突触和神经元会保留下来，而那些不经常使用的突触和神经元会消失。大脑研究人员表示，一起放电的神经元会连接在一起。大脑发育有时被称为“经验期待”，因为在动物的大脑能够“期待”某些类型的经验的时期，大脑的特定部位表现出增强的可塑性。你可以在小鹅身上看到这一点，它们在孵化后，会对周围任何与母亲大小相似的物体留下印象。你也可以在人类儿童身上看到这一点，他们能够快速学习语言并掌握当地口音，但只能在青春期早期实现；在那之后，很难再学习一门语言，也很难听起来像母语人士。还有一些证据表明，文化学习存在一个更普遍的敏感期。20 世纪 70 年代在加州待了几年的日本儿童只有在 9 岁到 15 岁之间在美国学校上学几年后，才会在身份和互动方式上感受到“美国化”。如果他们在 9 岁之前离开，就不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如果他们直到 15 岁才来，那就太晚了；他们还没有感受到自己是美国人。人类的童年是一个延长的文化学徒期，从幼年到青春期，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任务。一旦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它，我们就可以确定促进或阻碍每个年龄段正确学习的因素。对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学习的最强大驱动力之一就是强烈的玩耍动机。玩耍是童年的工作，所有年轻的哺乳动物都有相同的工作：通过积极和频繁的玩耍来锻炼大脑，练习成年后所需的动作和技能。小猫会玩扑向任何看起来像老鼠尾巴的东西。人类儿童会玩捉迷藏、鲨鱼和小鱼等游戏，这些游戏让他们既能练习捕食技能，也能练习逃脱捕食者的技能。青少年会更激烈地参加体育运动，并将嬉戏融入社交互动中——调情、戏弄和发展将朋友联系在一起的内部笑话。针对幼鼠、幼猴和幼人进行的数百项研究表明，幼年哺乳动物想要玩耍、需要玩耍，而当它们被剥夺玩耍机会时，最终会导致社交、认知和情感受损。游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身体冒险。儿童和青少年必须冒险，而且经常会失败，但失败的代价并不大。这就是他们扩展能力、克服恐惧、学会评估风险和学会合作，以便日后应对更大挑战的方式。在跑来跑去、探索、打闹或与另一群人发生真正的冲突时，随时都有受伤的可能性，这增加了刺激的元素，而刺激的游戏似乎是克服童年焦虑和培养社交、情感和身体能力的最有效方式。青少年时期对风险和刺激的渴望会增加，因为失败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所有年龄段的儿童都需要选择他们在特定时刻准备好承担的风险。平均而言，被剥夺冒险和独立探索机会的年轻人会成长为更焦虑和更厌恶风险的成年人。人类的童年和青春期是在户外度过的，现实世界充满危险和机遇。其核心活动——玩耍、探索和激烈的社交——大多不受成人监督，孩子们可以自己做出选择，解决自己的冲突，并互相照顾。共同的冒险和共同的逆境将年轻人团结在一起，形成牢固的友谊群，他们在小团体中掌握社交动态，为他们日后应对更大的挑战和更大的团体做好准备。然后我们改变了童年。这种变化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那时互联网还没有出现，因为许多美国父母担心，如果孩子无人看管，他们会受到伤害或被绑架。这类犯罪一直极为罕见，但由于街头犯罪率上升，以及有线电视的出现，失踪儿童案件可以全天候报道，这类犯罪在父母心目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社会资本（人们对邻居和机构的了解和信任程度）的普遍下降加剧了父母的担忧。与此同时，大学录取竞争的加剧鼓励了更为密集的养育方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父母开始把孩子拉到室内，或者坚持要求孩子下午参加由成人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自由玩耍、独立探索和青少年聚会的时间减少了。近几十年来，看到无人监护的儿童在户外玩耍已经变得如此新奇，以至于当在野外发现这样的孩子时，一些成年人觉得他们有责任报警。2015 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家长们平均认为，孩子至少要满 10 岁才能在家门前无人监护的情况下玩耍，满 14 岁才能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去公园。这些家长中的大多数人在孩子 7 岁或 8 岁时就已经享受过快乐且无人监护的户外玩耍。但过度保护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数字技术的稳步发展促进了儿童从更加独立的童年向成熟转变，让年轻人更容易、更愿意花更多时间待在家里、室内，甚至独自待在房间里。最终，科技公司可以全天候接触儿童。他们开发了令人兴奋的虚拟活动，旨在“参与”，这与年轻人的大脑进化所期望的现实世界体验完全不同。三联画：青少年在商场、公园和卧室玩手机2. 虚拟世界分两波到来互联网如今主宰着年轻人的生活，它经历了两波互联技术浪潮。第一波对千禧一代影响不大。第二波则彻底吞噬了 Z 世代。第一波浪潮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拨号上网的出现使个人电脑除了文字处理和基本游戏之外，还能够处理其他事情。到 2003 年，55% 的美国家庭拥有一台可以（速度很慢）上网的电脑。青少年抑郁、孤独和其他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指标的比率在第一波浪潮中并没有上升。如果有的话，这些指标还略有下降。千禧一代（出生于 1981 年至 1995 年）是第一批在青春期接触互联网的青少年，他们比 X 世代（出生于 1965 年至 1980 年）的哥哥姐姐或父母平均心理健康和幸福。第二次浪潮始于 21 世纪，但直到 2010 年代初才达到顶峰。它始于帮助人们与朋友联系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引入，当时人们对此并不在意。随着 Friendster（2003 年推出）、Myspace（2003 年推出）和 Facebook（2004 年推出）等网站的出现，发布和分享内容变得更加容易。社交媒体一出现，青少年就很快接受了它，但在早期，他们花在这些网站上的时间有限，因为这些网站只能通过电脑访问，通常是客厅里的家用电脑。年轻人无法在校车上、上课时或与朋友在户外闲逛时访问社交媒体（以及互联网的其他部分）。2000 年代初期至中期，许多青少年都有手机，但这些手机都是基本款手机（其中许多是翻盖手机），无法上网。在手机上打字很困难——它们只有数字键。基本款手机是帮助千禧一代见面或一对一交谈的工具。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基本款手机损害了千禧一代的心理健康。直到 iPhone（2007 年）、App Store（2008 年）和高速互联网（2007 年覆盖 50% 的美国家庭）问世，以及许多社交媒体、视频游戏和色情内容提供商纷纷转向移动设备后，青少年才有可能将醒着的每一刻都花在网上。这些创新之间的非凡协同作用推动了第二次技术浪潮。2011 年，只有 23% 的青少年拥有智能手机。到 2015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73%，四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他们“几乎一直”在线。上小学的弟弟妹妹通常没有自己的智能手机，但自 2010 年 iPad 发布后，它迅速成为了幼儿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在 2010 年至 2015 年这一短暂时期，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童年被重塑为一种更加久坐、孤独、虚拟且不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形式。3. 技术乐观主义和手机童年的诞生第二波浪潮催生了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不仅包括智能手机本身，还包括各种联网设备，如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视频游戏机和智能手表——在人们对数字技术充满乐观的时期即将结束时到来。互联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进入我们的生活，当时苏联解体不久。到 90 年代末，人们普遍认为网络将成为民主的盟友和暴君的杀手。当人们彼此相连，并与世界上所有的信息相连时，任何独裁者怎么能压制他们呢？21 世纪初，硅谷及其改变世界的发明是美国人的骄傲和兴奋之源。世界各地聪明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都想搬到西海岸，参与数字革命。史蒂夫·乔布斯和谢尔盖·布林等科技公司创始人被誉为神，或者至少是现代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了神一般的力量。2011 年，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去中心化社交平台的帮助下，阿拉伯之春蓬勃发展。当专家和企业家谈论社交媒体改变社会的力量时，这听起来并不像是一个黑暗的预言。你必须回到这个令人兴奋的时代，才能理解为什么成年人如此轻易地默许了儿童的快速转变。即使在那时，许多父母也担心他们的孩子在网上做什么，尤其是因为互联网可以让孩子与陌生人接触。但人们对这个新数字世界的好处也感到非常兴奋。如果电脑和互联网是进步的先锋，如果年轻人——被广泛称为“数字原住民”——将与这些技术交织在一起，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们领先一步呢？我记得 2008 年，当我 2 岁的儿子掌握我的第一部 iPhone 的触摸和滑动界面时，我是多么兴奋。我认为我可以看到他的神经元由于它给他的大脑带来的刺激而更快地编织在一起，而不是被动地看电视或缓慢地搭积木塔。我认为我可以看到他未来的就业前景有所改善。对于忙碌的父母来说，触摸屏设备也是天赐之物。我们中的许多人发现，如果我们能给孩子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那么在餐厅、长途驾车旅行或在家做饭或回复电子邮件时，我们就能感到安心。我们看到其他人都在这样做，就觉得这一定没问题。年龄较大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迫切希望加入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朋友们，法律规定开设账户的最低年龄为 13 岁，尽管没有进行任何研究来确定这些产品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性。由于这些平台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现在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核实新账户申请人的年龄，任何 10 岁的孩子都可以在未经父母许可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开设多个账户，而且许多人确实这样做了。Facebook 和后来的 Instagram 成为许多六七年级学生聚会和社交的地方。如果父母真的发现了这些账户，那就太晚了。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孤身一人，所以父母很少强迫孩子关闭他们的账户。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4. 童年沉迷手机的代价高昂亨利·戴维·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在1854 年出版的《瓦尔登湖》一书中，对简单生活进行了反思，他写道：“一件东西的成本是需要用生命来交换它，无论是立即交换还是长期交换。”这是经济学家后来称之为任何选择的机会成本的优雅表述——一旦你将金钱和时间投入到其他事情中，你就不能再用它们来做所有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现在年轻人一天中有多少时间被他们的电子设备占用。这些数字令人难以置信。盖洛普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青少年每天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就花费约 5 个小时（包括在 TikTok 和 YouTube 上观看视频）。加上所有其他基于手机和屏幕的活动，这个数字平均上升到每天 7 到 9 个小时。在单亲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以及黑人、西班牙裔和美洲原住民家庭中，这个数字甚至更高。这些非常高的数字不包括在学校或家庭作业中花在屏幕前的时间，也不包括青少年花在只关注现实世界事件、思考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错过了什么或等待手机响铃的所有时间。皮尤研究中心报告称，2022 年，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他们“几乎一直在”浏览某个主要社交媒体网站，近一半的人表示他们总体上也在浏览互联网。对于这些重度用户来说，几乎每个清醒小时都会被他们的设备全部或部分占用。用梭罗的话来说，生活中有多少时间是用来换取这些屏幕时间的？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青少年一天中的其他所有事情都必须压缩或完全消除，以便为大量消费的内容腾出空间，为数百个“朋友”、“追随者”和其他网络连接腾出空间，这些网络连接必须通过短信、帖子、评论、点赞、快照和私信来提供服务。我最近在纽约大学对我的学生进行了调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说，他们早上睁开眼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短信、私信和社交媒体动态。这也是他们晚上闭上眼睛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他们在睡觉前做了很多事情。2010 年代初，青少年的睡眠时间有所减少，许多研究 将睡眠不足​​与睡前使用设备直接联系起来，尤其是当他们使用这些设备浏览 社交媒体时。锻炼也 减少了，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锻炼和睡眠一样，可以改善身心健康。几十年来，读书量一直在下降，被数字替代品挤到一边，但这种下降趋势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在 2010 年代初加速了。由于随时都有被动娱乐，青少年的思绪可能比以前更少地飘忽不定；沉思和想象可能会被列入被淘汰或被挤出的事物名单中。但或许，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时代最惨痛的代价，是与他人面对面交流时间的大幅减少。一项关于美国人时间支出的研究发现，2010 年之前，年轻人（15 至 24 岁）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平均每天约两小时，不包括在学校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老年人（老年人与朋友相处的时间仅为 30 至 60 分钟）。21 世纪初，年轻人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开始减少，但这种减少在 2010 年代加速，而老年人的情况几乎没有变化。到 2019 年，年轻人与朋友相处的时间下降到每天仅 67 分钟。事实证明，Z 世代多年来一直保持社交距离，到新冠疫情爆发时，他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你可能会质疑这种下降的重要性。毕竟，我们上网的大部分时间不是都花在通过短信、社交媒体和多人视频游戏与朋友互动上吗？这不是很好吗？其中一些确实如此，虚拟互动也具有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地理或社会上与世隔绝的年轻人。但总体而言，虚拟世界缺乏许多使现实世界中的人类互动有益于身体、社交和情感发展的特征。具体来说，现实世界的关系和社交互动具有四个特征——数十万年来的典型特征——而这些特征要么被网络互动扭曲，要么被抹去。首先，现实世界的互动是具身化的，这意味着我们用手势和面部表情进行交流，并学会对他人的肢体语言做出反应。相比之下，虚拟互动主要依靠语言。无论提供多少表情符号作为补偿，消除我们经过亿万年进化编程而形成的沟通渠道，很可能会导致成年人在面对面互动时不那么自在，技能也更差。其次，现实世界的互动是同步的；它们同时发生。因此，我们学会了关于时间和对话轮换的微妙线索。同步互动让我们感觉与对方更亲近，因为这就是“同步”的作用。文本、帖子和许多其他虚拟互动缺乏同步性。真正的笑声更少，误解的空间更大，评论没有立即得到回应后压力更大。第三，现实世界中的互动主要涉及一对一交流，有时也涉及一对多交流。但许多虚拟交流面向潜在的庞大受众。在线上，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参与数十次异步互动，这会干扰所有互动的深度。发送者的动机也不同：面对庞大的受众，一个人的声誉总是岌岌可危；错误或糟糕的表现可能会损害与众多同龄人的社会地位。因此，这些交流往往比一对一对话更具表演性，也更令人焦虑。最后，现实世界的互动通常发生在进入和退出门槛较高的社区内，因此人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投资人际关系，并在出现裂痕时修复关系。但在许多虚拟网络中，人们很容易在不满意时屏蔽他人或退出。此类网络中的关系通常更容易被抛弃。大多数成年人都应该能意识到网络生活中这些令人不满意和焦虑的特征。在线互动可能会引发人们在线下社区中永远不会表现出的反社会行为。但如果网络生活对成年人造成了伤害，想象一下它对青春期早期的青少年会造成怎样的影响，那时他们的“体验期待”大脑会根据社交互动的反馈进行重新布线。与前几代青少年相比，正在经历青春期网络时代的孩子更有可能经历更多的社会比较、自我意识、公开羞辱和慢性焦虑，这可能会使正在发育的大脑习惯性地处于防御状态。大脑包含专门用于接近（当机会出现时）和退缩（当威胁出现或似乎可能出现时）的系统。人们可能随时处于我们所谓的“发现模式”或“防御模式”，但通常不会同时处于这两种模式。这两个系统共同形成了一种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机制，就像一个恒温器，它可以随着温度波动而启动加热系统或冷却系统。有些人的内部恒温器通常设置为发现模式，只有当出现明显威胁时才会切换到防御模式。这些人往往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机会。他们更快乐，更少焦虑。其他人的内部恒温器通常设置为防御模式，只有当他们感到异常安全时才会切换到发现模式。他们倾向于认为世界充满威胁，更容易患焦虑和抑郁症。美国大学新生残疾率图表，美国大学新生报告患有各种残疾和疾病的百分比（来源：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理解 Z 世代与前几代人之间的差异的一个简单方法是，1996 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的内在温度调节器转向了防御模式。这就是为什么 Z 世代到来后，大学校园生活从 2014 年左右开始发生了如此突然的变化。学生们开始要求“安全空间”和触发警告。他们对“微侵犯”非常敏感，有时声称言语就是“暴力”。这些趋势当时让我们这些老一辈人感到困惑，但事后看来，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Z 世代的学生发现言语、想法和模棱两可的社交遭遇比前几代学生更具威胁性，因为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心理发展。5. 危害如此之大关于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争论通常围绕心理健康展开，这可以理解。但如此突然和不顾一切地改变童年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出了心理健康。我已经谈到了其中一些危害——社交尴尬、自信心下降和久坐的童年。以下是另外三种危害。注意力分散，学习中断对于前额叶皮质已经发育完全的成年人来说，坐在电脑前专心致志已经够难的了。而对于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做作业的青少年来说，困难就大得多。他们可能缺乏专心致志的内在动力。鉴于他们的前额叶皮质尚未发育，他们的能力当然更差，因此任何一家推出应用程序的公司都很容易用社会认可或娱乐来引诱他们。他们的手机不停地响个不停——一项研究发现，现在的青少年平均每天会收到 237 条通知，大约每小时醒着 15 条。持续的注意力对于做任何重大、有创意或有价值的事情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年轻人发现他们的注意力被那些提供高乐趣、低努力的数字体验的通知分散成了小块。这种现象甚至发生在课堂上。研究证实，当学生在上课时间使用手机时，他们会使用手机，尤其是发短信和查看社交媒体，他们的成绩和学习都会受到影响。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 2010 年代初，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基准考试成绩开始下降——远在疫情爆发之前。成瘾与社交退缩社交媒体或视频游戏行为成瘾的神经基础与可卡因或阿片类药物的化学成瘾并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它们都涉及多巴胺神经元和奖励通路的异常强烈和持续激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会适应这些高水平的多巴胺；当孩子不参与数字活动时，他们的大脑就没有足够的多巴胺，孩子就会出现戒断症状。这些症状通常包括焦虑、失眠和极度烦躁。患有此类行为成瘾的孩子通常会变得暴躁和具有攻击性，并远离家人，躲进自己的卧室和电子设备中。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旨在吸引用户。它们有多成功？有多少孩子患有数字成瘾？男孩的主要成瘾风险似乎是电子游戏和色情片。2013 年，“网络游戏障碍”被添加到精神病学主要诊断手册中，作为进一步研究的一种病症，它描述了生活多个方面的“严重损害或痛苦”，以及成瘾的许多特征，包括尽管尝试过但无法减少使用量。在青春期男孩和年轻男性中，IGD 的患病率估计在 7% 到15 % 之间。至于色情片，2019 年发布的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成年人调查发现，7% 的美国男性同意或非常同意“我沉迷于色情片”的说法，而且年轻男性的比例更高。女孩对电子游戏和色情内容的沉迷率要低得多，但她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强度却比男孩高。一项针对 29 个国家青少年的研究发现，5% 至 15% 的青少年有所谓的“社交媒体使用问题”，其症状包括专注、戒断症状、忽视生活的其他方面，以及向父母和朋友谎报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这项研究没有按性别细分结果，但许多 其他 研究发现，女孩的“社交媒体使用问题”率更高。我不想夸大风险：大多数青少年不会沉迷于手机和视频游戏。但从多项研究和不同性别来看，有问题的使用率大约在 5% 到 15% 之间。如果父母知道大约十分之一的孩子最终会养成习惯性和强迫性使用模式，扰乱生活的各个方面，看起来很像上瘾，那么还有其他消费产品是父母愿意让孩子相对自由使用的吗？智慧的衰落和意义的丧失在文化学习的关键敏感时期，大约从 9 岁到 15 岁，我们应该特别考虑谁在引导我们的孩子走向成年。相反，大多数孩子在那个时候得到了他们的第一部智能手机，并注册（无论是否得到父母的许可）来消费来自陌生人的大量内容。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由其他青少年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制作的。这种文化同化内容的重新定位造就了这样一代人，他们与上一代人基本上是隔绝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与人类积累的智慧隔绝了，包括如何过上幸福生活的知识。青少年花在沉浸在当地或国家文化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在令人困惑、没有地方特色、没有历史感的 30 秒故事漩涡中成长，这些故事都是由旨在迷惑他们的算法精心挑选出来的。如果没有扎实的历史知识，没有从好坏中筛选出好的想法——这个过程会持续很多代——年轻人会更容易相信周围流行的任何可怕的想法，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去年秋天，年轻人对奥萨马·本·拉登对美国的看法做出积极反应的视频在 TikTok 上流行起来。更糟糕的是，数字公共生活充斥着无数的微型闹剧，在我们这个拥有 3.4 亿人口的国家，某个人做了一些可以引发愤怒的事情，却又被下一个事件推到一边。这些闹剧毫无意义，留下的只是扭曲的人性和事件感。当我们的公共生活变得支离破碎、转瞬即逝、难以理解时，就会导致社会失范或无规范。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很久以前就指出，一个不能用某种共同的神圣感和对规则和规范的共同尊重将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社会，不是一个拥有巨大个人自由的社会；相反，它是一个迷失方向的个人难以设定目标并努力实现目标的地方。杜尔凯姆认为，社会失范是欧洲国家自杀率高涨的主要原因。现代学者继续借鉴他的研究成果来了解当今的自杀率。图表显示患有精神疾病的年轻人的比例，同意“生活常常显得毫无意义”这一说法的美国高中毕业生百分比。（来源：Monitoring the Future）杜尔克姆的观察对于理解 2010 年代初期发生的事情至关重要。一项针对美国青少年的长期调查发现，从 1990 年到 2010 年，高中毕业生对“生活常常感觉毫无意义”等说法的认同度略有下降。但是，一旦他们开始依赖手机生活，许多人开始生活在社交媒体的漩涡中，找不到任何稳定性，绝望的程度 就会 增加。从 2010 年到 2019 年，同意他们的生活感觉“毫无意义”的人数增加了约 70%，达到五分之一以上。6. 年轻人不喜欢依赖手机的生活我怎么能确信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流行是由手机时代开始的呢？怀疑论者指出其他事件可能是罪魁祸首，包括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变暖、2012 年桑迪胡克校园枪击案及其后的枪击演习、不断增加的学业压力和阿片类药物泛滥。但尽管这些事件可能是一些国家的促成因素，但没有一个能够解释这场灾难发生的时机和国际影响。另一个证据来源来自 Z 世代本身。随着社交媒体监管、提高年龄限制和禁止手机进入学校的讨论不断升温，你可能会发现许多 Z 世代成员会写文章或发表反对意见。我寻找过这样的论据，但几乎找不到。相比之下，许多年轻人讲述了毁灭性的故事。24 岁的英国散文家弗雷娅·印度 (Freya India) 专门写女孩，她解释了社交媒体网站如何将女孩带入不健康的地方：“看起来你的孩子只是在看一些化妆教程，关注一些心理健康影响者，或者尝试自己的身份。但让我告诉你：他们正被传送带带到某个不好的地方。无论他们在挣扎于什么样的不安全感或脆弱性，他们都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其中。”她继续说道：Z 世代是这场不受控制的全球社会实验中的实验对象。我们是第一批将自己的弱点和不安全感输入机器的人，而机器会一直将我们的弱点和不安全感放大并折射给我们，而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并不是在算法的陪伴下长大的。算法养育了我们。算法重塑了我们的面孔。塑造了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相信自己病了。23 岁的美国记者、《美国精神的取消》一书的合著者 Rikki Schlott写道：如今，典型的青少年或 10 岁以上的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与智能手机出现之前成年的人完全不同。Zoomers每天平均要花 9 个小时的时间处于这种屏幕时间的恶性循环中——他们迫切地想要忘记自己正在流血的巨大空洞，即使只是……每天 9 个小时。令人不安的沉默可能是他们思考自己为什么如此痛苦的时候。用算法白噪声淹没它要容易得多。一名 27 岁的男子在青少年时期沉迷于电子游戏和色情，他向我发送了以下反思，讲述了这些行为对他的影响：我错过了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很多社交机会。我现在感受到了影响：结识新朋友、与人交谈。我觉得我的互动不像我想要的那样顺畅和流畅。我对世界（地理、政治等）的了解不足。我没有花时间交谈或学习体育知识。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空洞的操作系统。或者看看 Facebook 在 2021 年由举报人 Frances Haugen 披露的一项涉及年轻人焦点小组的研究项目中发现的情况：“青少年将青少年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上升归咎于 Instagram，”一份内部文件称。“这种反应是自发的，而且所有群体都一致。”为什么整整一代人都沉迷于那些很少有人称赞、很多人最终后悔使用的消费品？因为智能手机，尤其是社交媒体，让 Z 世代及其父母陷入了一系列集体行动陷阱。一旦你了解了这些陷阱的动态，逃脱路线就变得清晰了。7.集体行动问题Meta、TikTok 和 Snap 等社交媒体公司经常被拿来与烟草公司比较，但这对烟草行业来说并不公平。这两个行业的公司确实都向儿童推销有害产品，并调整产品以最大程度地留住客户（即上瘾），但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青少年可以而且确实选择不吸烟，而且数量庞大。即使在青少年吸烟高峰期的1997 年，也有近三分之二的高中生不吸烟。相比之下，社交媒体对非用户施加的压力更大，而且压力更小，方式也更隐蔽。任何一所中学一旦有几个学生在 11 或 12 岁时谎报年龄并开设账户，他们就会开始发布自己和其他学生的照片和评论。戏剧性事件随之而来。其他人加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即使是一个有意识地知道 Instagram 会助长对美妆的痴迷、焦虑和饮食失调的女孩，也可能会宁愿冒这些风险，也不愿接受似乎注定被排除在外、一无所知和被排斥的事实。事实上，如果她抵制而她的大多数同学不抵制，她实际上可能会被边缘化，这使她面临焦虑和抑郁的风险，尽管她所走的途径与那些大量使用社交媒体的人走的途径不同。通过这种方式，社交媒体实现了一项了不起的壮举：它甚至伤害了不使用它的青少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莱昂纳多·伯斯廷 (Leonardo Bursztyn) 最近领导的一项研究准确捕捉到了社交媒体陷阱的动态。研究人员招募了 1,000 多名大学生，并询问他们需要多少钱才能停用 Instagram 或 TikTok 上的帐户四周。这是经济学家试图计算产品对社会的净价值的标准问题。平均而言，学生们表示，他们需要支付大约 50 美元（TikTok 59 美元，Instagram 47 美元）才能停用他们被问到的任何平台。然后，实验人员告诉学生，他们将试图让学校里的大多数人停用同一平台，并愿意付钱让他们也这样做，并问他们，如果大多数人都这样做，那么你需要付多少钱才能停用？答案平均低于零。在每种情况下，大多数学生都愿意付费来实现这一点。社交媒体就是网络效应。大多数学生使用社交媒体只是因为其他人也使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宁愿没有人使用这些平台。在研究的后期，学生们被直接问到：“你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 Instagram [或 TikTok] 的世界吗？”大多数学生都回答是的——每个应用的回答比例为 58%。这就是社会科学家所谓的集体行动问题在教科书中的定义。当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采取某种行动时，该群体的境况会更好，但每个参与者都不敢采取行动，因为除非其他人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否则个人成本将超过收益。渔民考虑限制捕捞量以避免消灭当地鱼类种群，他们也陷入了同样的陷阱。如果没有其他人也这样做，他们只会损失利润。香烟让吸烟者陷入生理成瘾的泥潭。社交媒体让整整一代人陷入集体行动问题。早期的应用程序开发者故意利用年轻人的心理弱点和不安全感，迫使他们消费一种产品，而经过深思熟虑，许多人希望自己能少用，甚至根本不用。8. 四项规范打破四大陷阱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至少陷入了四个集体行动陷阱。对于单个家庭来说，每个陷阱都很难逃脱，但如果家庭、学校和社区协调一致、共同行动，逃脱就会容易得多。以下是四个可以扭转手机依赖的童年的规范。我相信，任何一个采用这四个规范的社区，在两年内都会看到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显著改善。高中之前不使用智能手机 这里的陷阱是，每个孩子都认为自己需要智能手机，因为“其他人”都有，许多父母屈服了，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感到被排斥。但是，如果没有其他人拥有智能手机——或者即使孩子六年级的班级中只有一半拥有智能手机——父母也会更愿意为孩子提供基本的翻盖手机（或者根本不提供手机）。将全天候互联网访问推迟到九年级（大约 14 岁）作为国家或社区规范，将有助于在非常脆弱的青春期最初几年保护青少年。根据2022 年的一项英国研究，这些年是社交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状况不佳最相关的几年。家庭关于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视频游戏机的政策应与智能手机限制保持一致，以防止过度使用其他屏幕活动。16 岁前不使用社交媒体这里的陷阱与智能手机一样，在于每个青少年都强烈地需要在 TikTok、Instagram、Snapchat 和其他平台上开设账户，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大多数同龄人都在那里发帖和闲聊。但如果大多数青少年在 16 岁之前不使用这些账户，家庭和青少年就更容易抵制注册的压力。延迟并不意味着 16 岁以下的孩子永远不能在 TikTok 或 YouTube 上观看视频——只是他们不能开设账户、泄露自己的数据、发布自己的内容，并让算法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偏好。无电话学校大多数学校声称他们禁止使用手机，但这通常只是意味着学生不应该在上课时将手机从口袋中拿出来。研究表明，大多数学生在上课时间都会使用手机。他们还会在午餐时间、自由活动时间和课间休息时间使用手机——这些时间学生可以也应该与同学面对面交流。让学生在上课期间不去想手机的唯一方法是要求所有学生在开始上课时将手机（以及其他可以发送或接收短信的设备）放入手机储物柜或带锁的袋子中。那些禁止使用手机的学校似乎总是 报告说，这改善了学校的文化，使学生在课堂上 更加专心，彼此之间互动也更加频繁。已发表的研究支持了他们的观点。在现实世界中更加独立、自由发挥、承担更多责任尽管近几十年来，凶杀、醉酒驾驶和其他儿童人身威胁的发生率大幅下降，但许多父母仍不敢给予孩子他们自己小时候享有的独立性和责任感。这种恐惧的部分原因在于，父母们会互相观察，以确定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安全的，他们很少看到家庭表现得相信一个 9 岁的孩子可以不带监护人步行去商店。但如果许多父母开始让孩子出去玩或跑腿，那么安全和可接受的标准就会迅速改变。关于什么是“好父母”的观念也会迅速改变。如果更多的父母信任孩子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要求孩子多帮忙或多照顾别人——那么目前在高中生调查中发现的普遍存在的无用感可能会开始消散。忽视第四个规范将是一个错误。如果父母不把屏幕时间用与朋友和独立活动相关的真实体验来取代，那么禁止使用电子设备将让人感觉是一种剥夺，而不是打开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之所以如此有害，主要原因是它排挤了其他一切。智能手机是体验的阻碍。我们的最终目标不应该是完全消除屏幕，也不应该是让童年回到 1960 年的样子。相反，它应该是创造一种让年轻人扎根于现实世界，同时在数字时代蓬勃发展的童年和青春期。9.我们还在等什么？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国会可以解决或帮助解决我所强调的问题——例如，将“互联网成年人”年龄提高到 16 岁，并要求科技公司禁止未成年人访问其网站。然而，近几十年来，当解决方案惹恼了强大而财力雄厚的行业时，国会并不擅长解决公众的担忧。州长和州立法者的工作效率要高得多，他们的成功或许可以让我们评估各种改革的效果。但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规范，我们需要自己在社区团体、学校和其他社区中完成大部分工作。现在有数百个组织 — — 其中大多数是由目睹智能手机对孩子造成的影响的母亲们创办的 — — 它们致力于减少依赖手机的童年，或提倡更独立、更现实的童年。 （我列出了许多这样的组织。）我参与创办的LetGrow.org为家长或学校提出了各种简单的项目，比如游戏俱乐部（学校每周至少在课前或课后开放操场一天，孩子们报名参加不使用手机、混龄、非结构化的游戏，作为每周的常规活动）和Let Grow Experience（一系列家庭作业，学生在父母的同意下，选择一些他们从未做过的事情自己做，比如遛狗、爬树、步行去商店或做晚饭）。即使没有组织的帮助，如果父母与孩子朋友的父母协调一致，他们也可以让自己的家庭摆脱集体行动的陷阱。他们可以一起制定通用的智能手机规则，组织无人监督的游戏活动，或者鼓励孩子在家里、公园或购物中心聚会。家长们对童年的现状感到厌倦。许多人厌倦了每天为科技争吵，因为这些科技的设计就是为了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不让他们放手。但依赖手机的童年并非不可避免。我提出的四项规范几乎不需要花费任何成本就能实施，它们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明显伤害，虽然它们可以通过新立法得到支持，但即使没有新立法也可以灌输。我们可以立即在今年开始实施所有这些规范，特别是在学校和家长之间合作良好的社区。校长的一份备忘录要求家长推迟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以支持学校通过禁手机改善心理健康的努力，这将催化集体行动并重新设定社区规范。2010 年代初，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我们知道了。是时候结束依赖手机的童年了。
全球知名的朴门永续设计教育者罗斯玛丽·莫罗的新书《地球修复者的朴门永续手册》，最近于2024第一届中国朴门大会期间发布并开启预售。近200名参会代表见证了这本新书的面世，他们来自生态乡村营造、韧性社区建设、循环经济、生态设计、自然教育等领域，以自身实践回应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更新。《地球修复者的朴门永续手册》，[澳]罗斯玛丽·莫罗 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1月版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伍江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朴门永续不仅是一个设计理念，更是一种生活哲学，是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深刻反思。“它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致力于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在城市规划中，我们追求的是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融合，而朴门永续正是这样一种以自然为师的设计哲学。”一种自然哲学走过的半个世纪朴门永续设计（Permaculture）是一种结合了地球科学、生态学和农学等的永续生活设计系统，由时任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教师比尔·莫里森（Bill Mollison）和他的学生戴维·霍姆格伦（David Holmgren，又译“洪葛兰”）于上世纪70年代创立。据《地球修复者的朴门永续手册》一书介绍，“当时正值资本主义兴起，社会一切向利润看齐。除了宗教组织，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中伦理道德之必要性鲜少被讨论”。初创者们提出了照顾地球、关爱人类、分配盈余三项理念，且呈递进关系。霍姆格伦于2016年指出：“伦理是在文化上进化而来的调节自身利益的机制，我们因而得以更好地理解结果的好与坏。人类的力量越强大，伦理于文化和物种的长期存续就越重要。”朴门永续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把伦理放在方法之前。以此为基础，倡导每个行动者都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开展实践。地球上没有两处完全一样的环境，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决定怎么做。《地球修复者的朴门永续手册》三分之二的内容是介绍生态学、环境学、系统论等知识，随后才是怎样测量土地、怎样设计农业设施等。比尔·莫里森的《永续农业概论》2014年被译成中文，由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介绍了依据长期观察实践，总结出来的永续发展农庄社区理念。里面有很多具体的做法，比如温带、干旱地带和热带地区房屋的安置和设计，都市永续农业中的庭院布局、土地获得和社区系统等。今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赛普·霍尔泽（Sepp Holzer）的《永续农业》一书。霍尔泽花了40多年，将位于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海拔1100~1500米的家族农场，改造成了一座自给自足的“生态天堂”。农场里有梯田、多个鱼池、约1万棵植物，包括果树、灌木、藤类、蔬菜、香草等，不需要人工灌溉、施肥、除草和除虫，农场还产出猪肉和家禽肉等。霍尔泽是从小到大自己试着，做逐渐积累出方法的，上世纪90年代，奥地利学者和朴门农业人士称他的农场是欧洲唯一一个大规模正常运转的朴门农业项目。每个朴门行动者都在探索属于自己的原则与方法，戴维·霍姆格伦就曾离开比尔·莫里森，去建立自己的原则与方法。他们的经验都成为后人的参考。在《地球修复者的朴门永续手册》一书中，罗斯玛丽·莫罗介绍了她的认识。在2012年台版《地球使用者的朴门手册》（由大地旅人机构出版）基础上，新版本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地球使用者”转变成了“地球修复者”，并且收录了来自中国的案例。伍江教授的研究案例《净零碳乡村规划指南——以中国长三角地区为例》也收入到这本新书当中。他认为，这项研究提出的“实现零碳乡村的十大关键原则”，与朴门永续理念高度契合。其中，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水循环的管理、固体废物的处理等，都是朴门永续实践中的重要内容。瑞典哈马比新城、荷兰的再生村（Regen Village）等，也展示了如何通过应用朴门永续理念，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哈马比新城，就是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同时加强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废物的分类处理，成功打造了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社区。朴门永续设计教育者罗斯玛丽·莫罗探索属于自己的可持续道路四叶草堂联合发起人、朴门永续设计专业认证教师魏闽多年前就认识罗斯玛丽·莫罗，2018年在澳大利亚参加了她指导的教师培训。魏闽告诉第一财经，罗斯玛丽·莫罗是朴门创始人的学生，也是第一批实践者中的一员。“她是农学博士、权威农业专家，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八十高龄还经常前往战乱中的国家，为当地人生存的基本尊严和生活水准的提升而工作。她会关注每一个人，和她有过交往的人都会觉得受到鼓舞。”魏闽说，“她的书总是特别平易近人，不是学术著作，而是有很多插画，可读性强，她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吸引更多人去认识身边的环境、认识自然。她的书对关注可持续发展、关注身边生活和自然环境的人，是特别有价值的。”魏闽认为，在当下，每一个人都是设计师，并不是只有学过建筑等专业才算，应该鼓励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去设计。在农业的时代、工业的时代之后，相信下一个时代是一个人人都能设计、都能发挥自己宝贵设计能力的时代。当然，很重要的是，不要自己把门关起来做事情。魏闽一直在推广“都市朴门”，在她看来，不仅是建筑设计、规划设计，景观设计也很重要，可以用设计的力量来促进乡村的发展。今年上海规划资源领域提倡的“沪派江南”，就是一个新的热点。魏闽认为，持朴门永续理念的行动者们以前更多关注乡村、农场，很多“朴门人”都是农场主，但是现在那么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面，将来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60%~70%，人们也一定能用自己的方式，在城市当中找到践行朴门、践行可持续生活的方法。“我们相信，用设计的视野来融合更多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情。朴门的跨界是特别棒的，可以有更多种农业、自然生态、渔业甚至低碳生活的探索融合在一起。并不是只有抛开一切去农村，‘半农半X’的生活方式也不错。”
中国女鞋之都自2002年7月正式启动建设，2006年正式授牌，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成双大道中段。中国女鞋之都核心区域占地面积约200亩，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0亿元，包括武侯直销鞋城、武侯皮革城、华康电商园、鞋都风尚中心、工厂联盟订货中心、产业配套服务区、商务办公配套区七大区域。
米邦塔仙人掌（Opuntia Milpa Alta）是墨西哥农业专家从仙人掌属植物梨果仙人掌（Opuntia ficus-indica）中栽培驯化、杂交选育而成的一种仙人掌，可作果菜食用，中国农业部1997年从墨西哥引进并开始规模种植。仙人掌科植物全世界大约有108 属，近2000种，但可食用的仙人掌品种较少，主要有米邦塔仙人掌、梨果仙人掌、金字塔仙人掌（Echinocereus pensilis）、皇后仙人掌（Selenicereus grandiflorus）等。不知为何中国外来入侵物种信息系统将梨果仙人掌列入严重入侵等级的外来入侵物种。
遂宁白马毗卢寺，位于四川遂宁安居区白马镇西面5公里毗卢寺村玉丰街，为广德寺分寺。毗庐寺与灵泉寺、广德寺、白雀寺，并称斗城（遂宁别称）四寺。佛教中，“毗卢”是“毗卢遮那”的简称，指的是大日如来（Vairocana），在佛教中被视为法身佛，是密宗的最高尊神。毗卢遮那佛象征着光明和智慧，代表着佛教的绝对真理和宇宙的本体。在梵语中，“毗卢”意为“光明普照”，强调佛的智慧和慈悲能够遍照一切众生。遂宁毗庐寺始建于宋代，明朝扩建，寺庙占地面积7500平方米，建筑面积5512平方米，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千手观音殿和清烈古佛殿等。寺内建筑规模及佛事活动在清同治年间达到鼎盛。寺庙内曾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高僧——清心大师，法号住朝，外号“癫师爷”。“癫师爷”是清嘉庆年间毗卢寺得道僧人，据说是济公和尚原型之一，清末作家郭小亭将其故事与浙江灵隐寺另一得道高僧道济的传说相结合，创作出了此后家喻户晓的240回章回小说《济公传》。毗卢寺前有白马河，后有麻子滩水库。所在毗卢寺村被称为“四川十大最美古村落”之一。
第15届国际朴门大会登场 逾200位永续设计者齐聚
面对全球气候异常、战争威胁及持续衰竭的能源，维持人类永续生活，第15届国际朴门大会（The 15th International Permaculture Convergence，IPC15），全球200多位、近30个国家的朴门永续设计实践推广者齐聚台东达鲁玛克部落，一连5天举办上百场研讨会，分享各自的实践与经验。东帝汶参加者 Ego Lemos拿着当地国小课本表示，朴门永续设计概念农业生产已经纳入小学课程。刚果参加者 Ansiima Casinga Rolande藉由短片分享，在乌干达难民营里，如何以朴门来培训难民农业生产、幼童教育及青少年艺术发展等，更强调重视战乱流离的难民心理创伤。第15届国际朴门大会召集人江慧仪说明，透过国际大会加强灾前的准备、或灾后的恢復重建与互助，“如果我们能够训练好自己，用朴门永续设计的生活方式，就算我们受灾了，也不会那么辛苦。”澳洲朴门永续设计源自于1970年代，透过向大自然学习，寻回传统智慧，以解决当前过度依赖能源所产生的问题，这场席卷全球的社会运动每2年举办国际大会，而第15届国际朴门大会由台湾获得主办权，以「通往韧性之路」为主题，聚焦在极端气候及战争威胁下，如何透过跨国分享寻求，减少外在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