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两种传说

第一种：据说隋文帝杨坚有一天晚上看见了一颗明亮的星星，便令太史令占卜吉凶。太史令禀报说：这是大食国出现异人的征兆。于是文帝便派遣一名使者远赴食国，对此事进行考察。一年之后，使者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大食。觐见伊斯兰教至圣穆罕德时，使者向穆提出了邀请。穆罕默德表示辞谢，向使者说明了自己不能去中国的原因，同时派四位大贤与使者一起去，这四位大贤中，有一位是穆罕默德的舅父赛尔德.艾布.斡歌斯。使者见穆默德拒绝了自己的邀请，便暗自画了他们像携回国中，把画像献给文帝，并向文帝介绍了四位大贤。

隋文帝见到穆罕德的画像，听了使者的汇报，非常高兴，当即命人把画像悬挂宫中并要向之叩拜。赛尔德急忙制止了他这种行为。文帝问：“你为什么要制止我向叩拜呢？”赛尔德回答说：“我们的至对穆罕默德教导我们，不要敬拜任何偶像。因为，天地之间唯一可以受拜的只是独一的、万能的真主。”文帝听后，对此纯洁的教义赞叹不已，允许赛尔德等人对自己不行叩拜之礼，并在广州为们他敕建了一座清真寺，取名为“怀圣寺”，表达了对穆尔德国殁于中国，葬于广州，是为大贤。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最后都葬在当地。

第二种更为普遍的传说是这样的：那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天夜里太宗做了一个恶
梦，梦见有一妖怪向自己扑来。正在危险之际，忽见一位长者，身穿绿袍，头缠白布，手捻素珠，驱走妖物，解除了危险。第二天，太宗召集文武群臣，述其梦境，以求解释。有一位大臣启秦道：妖物是乱臣贼子的象征，必有将谋判国者；头缠白布的异人，是大食国圣人。陛下此梦意味着舍此圣人的恩泽，我国将不得长治久安。

于是，太宗便派遣使到大食国，请穆罕默德派人到中国传教。

穆氏答应了这个请求，他派了三位大弟子与使臣同去。不幸，其中二人殁于途中，被葬于猩猩峡。只有宛尕斯一人平安无事地来到中国，住在京城的外宾公馆。

宛尕斯住下后，终日闭门不出，静坐干功和礼拜。有一日，唐王闲了，就化装成一般官员的模样，暗自去看他。只见宛尕斯面朝西方，正在虔诚地念经。当念完一段后，他把经一合，款款地放在经柜上，然后笑着迎出门来说：“快请唐王进来坐，恕我迎接来迟！”唐王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唐王呢？”宛尕斯笑而不答。于是，二人携手而坐，谈论起来。唐王为试试他的才学，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宛尕斯对答如流，一丝不着。唐王大喜，不仅允许他留居长安，而且允许他宣传伊斯兰教。

过了几年，宛尕斯思念家乡，一再提出要求回去，都为唐王拒绝了。后来他又一次提出了回乡要求，唐王捋着胡子自言自语地说：“他这个人呀，今天要回，明天要回，老回、回的，要想个办法留住他才是。”从此，“老回回”的名字就传开了。最后，在唐王的安排下，将一个美丽的姑娘嫁给了宛尕斯，使他成了家，立了业，最终还是没有回到故乡，而在中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二、在伊斯教放华时间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传说是美好的，但毕竟不是事实，只不过表达了回族人民致力于中国与阿拉伯友谊的愿望和感情而已。现在，让我们指去岁月的灰尘，打开历史的篇章，去探索一下伊教斯兰教的入华时间吧。

伊斯兰教入华的时间，是确定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关键，因而成了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者们历来亟解求的问题。可惜，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史乘素乏丰富翔实的记载，不能为人们提供一个明确无疑的现成答案。于是，诸家蜂起，莫衷一是，迄今并无定论。概括起来，大约有如下十几种不同说法：

隋开皇中（581—600）说或隋开皇七年（587）说；
隋大业九年（613）说；
隋大业十二年（616）说；
唐武德中（618—626）说；
唐贞观二年（628）说；
唐贞观三年（629）说；
唐贞观六年（632）说；
唐康徽二年（651）说；
唐景云二年（711）说；
唐明皇时（712—755）说；
唐肃宗（756—761）、代宗（762—766）以后说；
上限（公元7世纪）下限（公元15世纪）分期说。

上述十二种说法中，隋开皇中说昌在14世纪中叶即已流传于大江南北。元至正八年
（1348）杨受益撰河北定州《重建礼拜寺记》，至正十年（1350）吴鉴撰福建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都持此说。但是，隋开皇年间穆罕默德仅为一名10余岁的少年，尚未开始其宣教活动。显然，这时绝不可能发生伊斯兰教传达入中国的事情。这种说法已为史学家们根本否定。至于其他诸说，虽各有反对者，但因无过硬的资料为凭故迄今属悬案。目前，意见比较集中而又有中国史书记载为据、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唐永徽二年说。该说最昌由著名史学家陈坦先生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中提出。他说：“《旧唐书》及《册府元龟》均谓，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朝贡。”“大食与中国正式通使，确自唐永徽二年始。”这是以永徽二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来华，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史学家们在肯定此说的同时，也纷纷指出这种说法的不足：阿拉伯使节固然信仰伊斯兰教，但正使与传教士仍有区别，使节的来朝，不等于伊斯兰教的传入。在此之前，当已有伊斯兰教徒，特别是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已经踏上中国的土地并在此居住了。因此，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在永徽二年以前若干年，而绝不是在此之后。

史学家们的这种说法并非仅仅是主观推论，在唐代史籍和唐人小说中，确可发见一些贞观间穆斯林来华蛛丝马迹。《旧唐书》卷198《西域传.赞》有这样的话：“大蒙之人，西方之国，与时盛衰，随时通塞。勿谓心，不怀我德。贞观开元，蒿街充斥。“贞观年间，来华贸易的西域人充满长安街头，其间当不乏穆斯林吧？《太平广记》卷402《水珠》条，记载开元十年（722）一大食商人购买水珠的故事，其中有“吾大食国人也，王贞观初通好”这样的话。查《新唐书》卷59《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可知，这则故事的作者年肃是唐代人。那就是说，唐贞观初大食穆斯林来华通好的说法，在唐代即已有人言之了。《资治通鉴.唐纪48.贞元三年》条记载，国千西域胡客久居长安数十年，娶妻生子，买田置宅，后来均归化了唐朝，成为唐天子治下臣民。西域人娶汉女的事情在贞观二年以前似乎就发生了。《唐会要》卷100中记载说，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太宗曾下达过一个刺令，禁止“诸番使人”将所娶汉人带回番国。唐代对那些从海道而来的穆斯林商人，正是称为“贾胡”和“番商”的。 近年来文物的新发现，考古研究的新发展，对于唐初穆斯林来华说也是有利的。如泉州有所谓伊斯兰教三贤四贤墓，研究者对《闽书》中关于他们于唐武德中来华的说法颇多怀疑，认为该墓建筑年代不可能昌于公元9世纪，因为有在“圣墓”所发现的文物中，没有任何带唐代风格的遗物可作佐证。

果真没有唐代风格的遗物吗？考古学家们通过研究对此做出相反的回答。

1983年南京艺术学家刘汝醴教授，在参观泉州灵山墓时指出，该墓回廊檐柱的造型为唐代遗物。

1984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古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会副理事长杨鸿勋到泉州，也指出圣墓回廊檐柱为唐代遗物。据他介绍，这座墓的回廊属于马蹄形回廊，其檐柱的头、尾两端均作卷杀，其状如梭，是一种典型的梭柱造型。这种造型，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建筑风格，可使圆柱的柔和效果得到更多的发挥，曾盛行于两晋南北朝时期（265-589）。中原地区发现的梭柱建筑，一般判别为魏（286-543）以后的遗物。因传到南方需用要一段时间，故闽南一带发现的梭柱大致应判断为隋、唐或北宋遗物。宋代的泉州，梭柱已不多见，如泉州的东西塔即为宋代建筑，其塔柱仅有上卷杀。这座伊斯教圣墓回廊檐柱，雕工粗糙，造型古朴，上下卷杀均很明显，当系唐初遗物。 刘汝醴、杨鸿勋两位古建筑学家，运用建筑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灵山圣墓现存回廊檐柱进行的考证和结论，已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

1980年在杨州城北效蜀岗地带，唐代牙城遗址以东不远处，发现一座压在汉代木椁墓上的唐代残墓。墓中出土三件瓷器，其中一件高18.5厘米的灰青釉绿彩背水壶，上有绿色彩绘共纹。经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戴新平同志在北也门萨那的教师门牌认，意译即是那句伊斯兰教极重视的赞主辞“真主至大”。如果这种辨认无误，译文准确，那么这件背水壶的出土，就是唐代穆斯林在扬州活动的实物佐证。扬州博物馆的朱江，就曾以此佐支持唐武德中伊斯兰教入华说“从无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