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trip.com>>CNCTrip社区>>导游>>中国特级导游

从马可·波罗谈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国际旅行总社祝本雄
：
意大利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随着中西文化交流 的日益扩大，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被国人所熟 知，他几乎成了旅游和冒险的代名词。他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起了 一座彩虹般的桥梁，堪称为先驱和拓路人，他的功绩永载史册， 彪炳千古，他的精神浩气长存，懿范后人。我们传扬他，赞颂 他，学习他，研究他，为的是了解我们辉煌灿烂的过去，从他的 书中窥探那个变化多端，五光十色，惊心动魄而又富有传奇色彩 的中世纪，为的是认识一个外国人，一位威尼斯人如何以他的胆 识和才干，赢得一代豪雄君主忽必烈的赏识，委之以重任，驰聘 于帝都和出使地之间，广泛搜集乡情民风，并能于身陷囹圄之困境，将异域的所见所闻口授成书，从而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石破天惊的壮举，给高傲冷峻的西方基督教认识世界投以尖锐的尸击，如惊雷炸响，如地裂山崩，其威力之巨，不下于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的原子弹，只不过前者是精神的道德的认识的，后者是物质的，前者是有益的积极的进步的发人深思的，后者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反动的，同样是发人深思的。

虽说马可·波罗的名字久为人知；中意合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马可·波罗》，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我至今投有亲睹这一中意文化交流的杰
作，作为弥补，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购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曾略加翻阅，，然并未引起我的多大的重视，其原因是那时并不了解此书
的巨大价值，而将其当做一般的游记类书，甚至因其年代的久远，事迹的庞杂，地名的繁多，尤其是对那个朝代的兴趣不浓而轻慢之。近年来
，西方国家不时冒出对马可·波罗旅华真实性的某些怀疑，我反而增添了研究他的欲望，于是又从书架上取出(马可·波罗游记)，拂去积满的
灰尘，认真地阅读。为了帮助我的阅读，我又找到了研讨(游记)的诸多文章，并且参考了其他许多书籍，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反回到那个时代
，以一个探索者的身份进入各个细节，我这才发现，他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勇敢，何等的智慧，何等的不苟时风，卓然独立，高风亮节，敢
言人之不敢言，敢说世所不知之事，其冒险精神之强，辨别能力之高，记忆力之健，观察力之深，实属罕见，他的书本身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
，一部时代的实录，言及内容之广之深，提供信息量之大，涉及门类之多，前所未有，真乃“世界一大奇书”，叫人越读越想读，越读越知其
精妙，越读越为他所折服。
这里，我愿就我学习的一些体会，从下面四个方面来谈谈中西文化交流：一、马可·波罗之前的中西文化交流
在马可·波罗父子来华之前，中西交流一直是间接的。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王朝，汉武帝就派遣张骞远赴西域的大月氏国，以期
组成汉朝与大月氏国王庭的反匈奴联盟，遏制匈奴的势力东扩。张骞在出使途中为匈奴所扣，长达10余年，后抵达大月氏，即今天的阿富汗境
内，虽原定的目标没有实现，却为汉朝带回了许多西方国家的信息。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古乌孙国，即今天的巴尔喀什湖
以东以南地区，其副使到达了大宛(原苏联中亚的塔什干地区)，康居(原苏联中亚的萨马尔罕地区)，大月氏和大夏(今阿富汗境内)。到了东汉
时期，班超七次出使西域，穷其一生，为西域(即中国新疆境内)人民做出了贡献，他欲派其副使甘英出使古大秦国(即古代罗马)，然因海路遥
远，困难重重，终未能成行。尔后，中国历朝历代都曾派出使者，僧人西行，如东晋高僧法显，北魏使者，僧人宋云和惠生，唐朝名僧玄奘法
师，但他们西行的目的地仅限于佛教中心的印度。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中西商贸交流大开方便之门，缓缓行走在瀚海沙漠上的成群骆驼，把中
国的丝绸；纸张、茶叶、铜器、漆器运往西亚诸国，从那儿又转道销往欧洲，西方各国的毛皮、棉织物、玻璃、香料、药材又源源不断地销往
中国。古罗马帝国本来想和汉朝直接通商，然因陆路遥远，西亚诸国欲图转运之利，阻挠这种贸易往来。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任蒙古大汗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南征北战，军队所向披靡，终于建立起地跨亚欧的蒙古大帝国，其军队曾到达德国，开辟
了一条亚欧大通道，商贸往来空前活跃，文化交流盛极一时，中国的火药传至欧洲，军队的装备也为之一变。
综上所述，至马可·波罗来华前夕，中国古代各朝代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丝绸、瓷器、茶远销亚欧，使中国赢得了丝
绸之国、瓷器之国的美称，强盛的帝国威震四方，尤其是成吉思汗的两次西征，更令西方谈虎色变，朝野震惊；佛教东渐，孔子学说西行，为
中西宗教、哲学、思想的传播融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西方哲学家从儒学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可以说这些接触和交流，是促成马可·波
罗父子中国之行的间接原因。
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亦在寻求向东方扩展的机会和通道，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而其终端是罗马。沿着这条通道艰难东行的不仅有冒险
的商人，而且有虔诚的传教士，他们将基督的福音一直传播到中国的边陲，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是于唐贞观九年(635年)流行的景教，即聂
斯托利派，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马可·波罗游记》有多处提
及，“最后我们来到喀什噶尔……现在已并人大汗的版图，……居民除回教徒外，还有一些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他们按照自己的教规生活
，在自己的教堂做礼拜。”“叶尔羌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城市， ……居民一部分信仰基督教，……”，“甘川是唐古忒省的省府。 ……人民大
多数信仰佛教。也有一部分基督教徒和回教徒。基督教在该城建筑了三座宏伟壮丽的教堂……”，“……宁夏省……居民的部分是佛教徒，但
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有三个教堂。”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这说明基督教在大汗统治时期是相当流行的。
除聂斯托利派外，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也逐渐进入我国， 1292年，罗马派驻北京的第一任总主教约翰·孟特高奴抵达我国，他在元大都建立两
座教堂。除了陆路外，也里可温教(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和圣方济各会两教之统称)从水路传人泉州、扬州等地，“镇江是蛮子省的一个城市
……城里，有三个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教堂，建于1278年……”。无疑，这些教士通过传教，将西方的宗教思想、宗教生活、宗教建筑带人中
国，也将中国的情况向西方作了或美或丑的介绍。
比成吉思汗西征更广泛更严重的是十字军东征，从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算起，至1270年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的惨败告终，历时长达两百年， 这里我们不谈它的破坏作用，单从其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作一简要的介绍。十字军东征除了从东方大量掠夺财富外，还从东方学到了种植稻 米、荞麦、西瓜、柠檬的技术，法国和意大利还从东方学会了织造花布、毯子、缎子、薄纱等工艺，造纸、制火药、印刷等技术传人西欧，从 阿拉伯人和拜占庭帝国的学者身上取得了哲学、数学、天文、医学和建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当然，这其中不少是从中国传人阿拉伯国家的u
而后由十字军带人欧洲。；
可以作这样的归纳：在马可·波罗来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
中意之间，中西之间通过各种渠道，有过间接的接触，彼此之间若明若暗的有过一 知半解，道听途说，通过阿拉伯人作着贸易交流，通过传教士作着文化信息的沟通，通过战争得到些发明创造成果，但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 没有正式的交往，没有高层次的接触，彼此的文化实质、社会实质谁也不摸底，甚至西方仍局限于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以中国为中心，都在号 称自己就是世界；自己的文化是最优秀的，各自称对方为夷、蛮之族。马可·波罗父子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走上了历史舞台，马可·波罗将 以他的不朽著作《一百万》(即《马可·波罗游记》)为中西文化交流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二、马可·波罗及其《游记》，《马可·波罗游记)的 世界
意义
马可·波罗于1254年诞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富商之家。关于其少时，我们知之不详，无外乎读书学习，略知买卖之道，以便为将来经商作准备 ，他的父亲尼可罗·波罗和叔父马飞阿·波罗如同所有的威尼斯商人一样，经常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奇珍异宝，而置家室于不顾。威尼斯共和 国地处海岛，地域狭窄，惟其向海外扩张，保持海上贸易之畅通，才是求生存发展的必然。所以威尼斯人养成了冒险、经商、航海的习惯，他 们的舰队在一个时间内称霸海上，在几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人积极参与，捞取了巨大的好处，从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商业中得到了丰厚的收 益。为了保卫其海上航道的畅通，他们可以派出由100艘人员齐备的军舰组成的船队；希腊人、萨拉逊人和诺曼人与他们是敌手。“威尼斯政策 显然表现为一个商业国家的贪婪和一个海上强国的傲慢。”在这样的国家里生活的马可·波罗一家，可想而知，他们的冒险精神和经商本领是 自然而然的，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于
1260年自备了一艘商船，满载着各种货物，平安地驶达君士坦丁堡，他们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 定向黑海方向进发。后于途中遇到了鞑靼君主旭烈兀派来的使节，奉命去朝觐忽必烈大汗，两兄弟被要求同往，于是有了第一次意大利人拜见 蒙古帝国大汗的机会，他们也真的在皇都受到忽必烈大汗的隆重而亲切的接待。
波罗兄弟本来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罗马教皇原本要寻求和蒙古帝国的联盟，以阻止伊斯兰教的向西扩张，波罗兄弟以商业为目的的这次远行 ，却无意中扮演了教皇与大汗之间的宗教使者，他们受大汗之请求，“充任访问教皇的专使”，大汗请求“教皇选派一百名，既精通基督教教 义，又熟请七艺(指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学、音乐和地理)的学者，来和他国内的学者们切磋学术，弘扬教义”，还要他们在返国 复命的时候，“从耶稣基督圣陵的长明灯上，带一点圣油回来。”
等到他们经过三年的路途艰险，回到威尼斯时，马可·波罗已长成了15岁的少年了。波罗兄弟决定带上马可·波罗同行，他们领取了新教皇格 雷戈里第十的亲笔信，又到耶路撒冷去弄到了圣油，又经历三年半的苦行，跋山涉水，越过渺无人烟的沙漠，躲过西亚国家的战火，出生入死 ，终于来到大汗正驻跸的上都开平府，呈上新教皇的书信和礼品，献上圣墓的灯油，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并将马可·波罗介绍给了忽必烈大汗 。
马可·波罗聪明好学，“在很短的时期内学会了鞑靼人的一切礼仪，并且精通四种文字，能够随意的读书和写作。”大汗为了试试他的才华， “特派他到离京都六个月路程的地方，名叫哈刺章的城市，处理一件重要的国务。马可·波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谦虚谨慎的精神，把事情办 理的十分妥善。马可·波罗又发现大汗喜欢听讲各地的风俗民情和异国他邦的奇闻轶事。因此，他每到一处，注意搜集和采访这类材料，务求 确实，一有所见或所闻，必定详细记录，以便满足他的主人的好奇心。
总之，在他供职十七年间，他表现出自己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大汗常派他前往帝国各地和它的藩属执行机密使命。他有时也常因私事 外出旅行，不过都征得大汗的同意和地方当局的批准。马可·波罗处在这种优越的地位，凭他自己的观察和搜集别人的传闻，得到了当时人还 不了解的东方各地的风土民情材料。这些工作使他有机会获得许多知识，他不辞辛劳，条理清晰地把他们一一记录下来。
所有这些见闻，都写入《马可·波罗游记》，因此(游记)中反映的事情的真实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后来的各国学者经过许多考证，揭示其真 实性是确凿的，其科学价值越来越被重视。
尽管大汗对他们礼如上宾，他们通过商贸也赚取了丰厚的收入，积蓄了一大笔财富，有些还是价值连城的珠宝和黄金，但他们仍想衣锦还乡， 早日回到故乡威尼斯。在护送新选王妃阔阔真前往印度的意外使命中，他们终于得到宝贵的机会，辞别了恋恋不舍的忽必烈大汗，经过三年的 旅途劳顿，终于回到阔别的家中，那已是1295年。他们的房产被远亲所占，经过一场官司，才索回了自己的房产。
1298年，在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城邦为争夺商业利益的开战中，马可·波罗自己出钱装备一艘战舰，亲任舰长，投入战斗，不幸被俘，被关 人牢中。他在牢中，向同牢的比萨作家鲁思梯谦讲述了在东方诸国的见闻，这就是后来的震动世界的<马可
·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的世界影响是逐渐扩大的，最开始“它只是在少数思想活跃的人士中受到欢迎，但并没有得到广大知识阶层的认可，—更 无法改变一般人们的不信任态度。在当时一般人看来，《马可·波罗游记)并非真实的记录，它不过是这个好说大话的威尼斯人，‘曾仿许多旅 行家，将他所见的事物故意夸张粉饰’而成。这种不信任态度也感染了马可·波罗的亲友，所以马可·波罗临危时，他们为‘解救他的灵魂’ 起见，曾哀求他否认其说，至少也要将世人所认为纯属虚构的部分否认。”
首先发现《游记)价值的，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托斯加内里，他极力主张哥伦布把探险的目标定在中国和日本，在致他的信中，他援引《游记) 中关于杭州的记载，因而葡萄牙国王校正了航路计划，决定开辟中国这一新的市场。事实上，哥伦布也喜欢读马氏的游记，决心寻求通往中国 和日本的海上通道。1492年，他的第一次探险的意图，就是去印度，也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中国和日本。此后，终其一生，这个目标没有动 摇。他在航海日记中，在致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多次把古巴、萨尔瓦多等美洲国家错当成日本，以为距中国大陆不远了。“无论如何，我是要 去大陆的。我要到杭州去把陛下的国书呈给大汗，并取得复书回家。”因而，我们有理由说，《游记》对地理大发现是有间接贡献的，起到了 推动作用。
《马可·波罗游记》是用纪实手法写的，书中第一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在对蒙古帝国的开创者成吉思汗的描写更出乎西方人意料之 外：“成吉思汗体格魁梧，聪明机智，长于口才，并且由于骁勇善战而驰名遐迩。他宽以待下，公正谦和，人民对他十分爱戴，把他看做自己 的领主。而不以他为自己的君主。他的谦逊和伟大的性格，播誉四方。所以全体鞑靼人，不论他们散处在多么偏远的地方，都闻风来归，表示 愿意服从他的指挥。”
“他为人英明正直，道德高尚，威震四方。他走到哪里，哪里的民众就忠心拥护他。”“细想起来，我们对于他的成功 ，确实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对于忽必烈大汗他是这样说的：“忽必烈大汗的版图比他以前的几个大汗更加广大而辽阔。国势也更强大。事实上把前五个汗都加起来，也不 如忽必烈汗那样强盛。我们应该说得更厉害一点，即使把世界上的一切基督徒的皇帝和君主都集中起来——再加上撒拉逊人——也没有这样宏 伟的国力，或者也不能完成像忽必烈那样多的功业。他是世界上一切鞑靼人的共主，包括东方和西方的鞑靼人在内。因为这些部族也都向他表 示臣服。”
“我们必须知道，忽必烈汗是元朝第一个皇帝成吉思汗正统的和合法的后裔，是鞑靼人合法的元首。他是第六个大汗，1256
年即位。忽必烈凭 借着他的骁勇、道德和谨慎，获得了统治权，这点和他的几个兄弟迥然不同，因为他们有自己大批的官员和家属的扶掖。而忽必烈汗的即位， 完全是根据法律和权利当仁不让，理所应得。
自从他继位以来，到1289年，已经四十二年了，整整八十五岁(忽必烈死于1294年，享年七十八岁——编者注)。在他登极之前，他曾自愿到军 队中服役，并且竭力参加每一次战役，他不但英勇果敢，而且在指挥作战和战略战术上也是出类拔萃的。大家公认他是鞑靼人中领兵作战最雄 才大略和战功卓著的统帅。”
从这两段描述中，人们可以看出，马可·波罗对蒙古帝国的这两位君主是很钦佩赞赏的，丝毫不因西方国家对他们的恐惧害怕而加以贬低，对 他们的宗教信仰表示尊重，并不强求他们皈依基督教，也不因罗马的异端裁判所的残忍而说假话。 ·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对蒙古帝国从各个角度作了多方位的多层面的报道，为世人描绘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真实的；商业高度发达的、多 民族共处的社会，许多细节连史书上都鲜有记载，为研究元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了说明问题，丰富我的论证，我将摘引若干段落，依次列 出。
关于帝国都城：“这是当今皇帝忽必烈大汗建立的都城。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宫殿，是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料建成的。设计精巧，建筑优 美，豪华壮丽令人叹为观止。
这座宫殿的全部殿堂和宫室都鎏上金，装饰得金碧辉煌。
-''''t，，
关于汗八里城(即北京城)附近宏伟华丽宫殿的描述，使我们对元代北京的规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
“一年中有三个月，即十二月、一月和二月，大汗通常居住在位于契丹省东北部的汗八里大城中(KANBALU)。在这个新城的南边，有他的大宫殿 ，形状和面积如下。
首先，是一个用城墙和深沟环绕着的广场，……中央一门比两旁的宏大。这道门除皇帝出入之外，长年关闭不开。……在这个六公里半的围墙 里，耸立着大汗巍峨的宫殿。其宽广的程度，前所未闻。……皇帝大殿宏伟壮丽，气势轩昂，能容纳一大群的人在这里举行宴会。宫中林立着 许多不相连续的建筑物，设计合理，布局相宜，非常美丽，建筑术的巧夺天工，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汗八里城在契丹省的一条大江之上，自古以来就以雄伟庄严而驰名遐迩。城名的含义是‘帝都’。……”
“新都的整体是正方形。范围三十八公里，每边约为十公里。
……整个城区按四方形布局，如同一块棋盘。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 能描述……”
关于给大汗的献礼，“那些有能力呈献礼物给大汗的人，必须按惯例把礼物数目列成九乘九。比如一省献马，马匹数应为九乘九，即八十一匹 。黄金的数目也是九乘九，布匹亦是这个数目。皇帝陛下在这一节日(指元旦)里收下的马，不下十万匹。，，
关于汗八里的城市和商业，他写道：“汗八里城内以及和十二个城门相对应的十二个近城居民之多，以及房屋的鳞次栉比，真是非想像所能知 其梗概的。……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 ．
“汗八里这个城市里，有一个大汗的造币厂。它采用下列工序生产货币的技术，真可以说是具有炼金术士的秘密。他令人将桑树——它的叶子 可以养蚕——的树皮剥下，取出介于桑树粗皮和木质之间的一层极薄的内皮，然后将它浸泡在水中，随后倒人臼中，捣烂成糊浆，最后制成纸 。……”这里他既介绍了纸币，又介绍了中国的造纸术，要知道那时的西欧还不曾会造纸呢。他说，连皇帝的军队，也用纸币发饷。“这对他 们来说，就像金银一样有价值。”
对书信的传递，他写道：“从汗八里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每一条路上，也就是说每条大路上，按照市镇坐落的位置，每隔四十或 五十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做驿站或邮传所。……每一个驿站，常备有四百匹良马，供大汗信使往 来备用。……大汗在这一切事务的管理方面，比起其他皇帝、君主或普通人都更出类拔萃。”
关于煤的使用，他这样写道：“整个契丹省到处都发现有一种黑色石块，它挖自矿山，在地下呈脉状延伸。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 的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甚至，可以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仍不会熄灭。这种石块，除非先将小块点燃，否则平时并不着火，若一旦着火，就会 发出巨大的热量。—…·然而这些黑色石块，确取之不尽，并且价格又十分低廉。，’这是首次有人向西方披露整个的用煤情况，西方国家那 时并不知煤的用途。’
关于卢沟桥的描述也是很详尽的，“河上架有一座美丽的石桥(即卢沟桥)，这也许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桥长三百步，宽八步，……上 面镌刻着精巧的雕刻，使整座桥气贯如虹，蔚为壮观。”
关于运河，“这条交通线，是由许多河流、湖泊，以及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组成的。这条运河是根据大汗的旨意挖掘的，其目的，在于使船只 能够从一条大河转入另一条大河，以便从蛮子省直达汗八里，不必取道海上。”
“这样宏伟的工程，是十分值得赞美的。然而，值得赞美的，不完全在于这条运河把南北国土贯通起来，或者它的长度那么惊人，而在于它为 沿岸许多城市的人民，造福无穷。，’
根据书中的描写，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可·波罗是长居过京城的，不然，他不能对皇宫、帝都的建筑布局，皇帝的起居、工作、行猎、庆典、 卫队、用刑、打仗等有如此详尽的了解，如此忠实的记载，这绝非是一般人道听途说所能为之的。由此，我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确信 无疑。·
书中有诸多章节涉及到宗教生活，商业流通，各地特殊的民俗民情，特殊的物产，由于所涉内容极其广泛，我不一一介绍，否则篇幅将拉得过 长。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两点：其一是马可·波罗忠实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蒙古帝国的情况，从而在精神上动摇了“欧洲文明至上”的观念，使 世人了解到东方的文明，古老华夏的文明也是很先进的，甚至在许多事情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如钱币的制造、发行、流通，纸张的应用， 煤的广泛使用，火药的使用，造船术的高超工艺，强大的船队，园林的营造，快速的驿站，桥梁的设计等等，西方是相形见绌的，当然马氏没 有言及文学艺术戏曲，这与他的兴趣和文化修养是有关系的，他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宗教生活，商业活动，民俗民风，时时与欧洲相比较，在不 少地方甚至拿意大利货币相换算。
其二，由于他的不偏不倚的态度，生动美丽的笔触，他向酉I
方客观地介绍了蒙古帝国，从历史学角度讲，起到了填补空缺的”
作用，纠正了 时人对蒙古帝国的曲解，提高了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正因为她如此富饶美丽，所以才引起了哥伦布探险中国的欲望，引起了西方哲学界对中 国的关注，引起了教皇对中国的更大的兴趣，所以继马可·波罗之后，来华的、欲来华的传教士不断掀起了一个考察中国、了解中国、破解中 国之谜的新高潮。三、马可·波罗后的中西文化交流
：
继马可·波罗后来华的，是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ODOR-IC)，他通过在华的旅行证实了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描述的东方大国的存在的真实 性，对中国城市的繁荣惊叹不已，在杭州还遇到了另一些来自威尼斯的商人。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中西交流的隔绝，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的 游记，其他欧洲传教士，如蒙德高维诺(MONTECORVINO)等自中国写往欧洲的信函，都逐渐地被欧洲人遗忘，他们笔下的那个东方大国也渐渐的 对于欧洲国家人民来说，成为遥远的朦胧的记忆。
中国人因闭关锁国的政策，也没有到过欧洲的记载。
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欧洲国家极力向海外寻求贸易伙伴，扩大其势力范围，财富的积累刺激了冒险的欲望，葡萄牙人一马当先，于1497 年(明中叶孝宗弘治十年)绕好望角东行达印度，再达马六甲，然后抵中国和日本。1540年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要求罗马教皇保罗三世遣传教士 到中国活动，次年，教皇即派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东来。沙勿略是最早东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但没有成功。1557年葡萄 牙人获得明嘉靖皇帝批准在澳门交纳地租建屋，传教士接踵而至。 在所有的传教士中，惟有意大利的利玛窦(MATEORIG-；
C1)最为成功，堪与马可·波罗相比。他1552年10月6日生于意大利中部教皇邦安柯那省 马切拉塔(MACERATA)城，九岁人本城耶稣会学校，十六岁奉父命去罗马学法律。十九岁人耶稣会。并继续在耶稣会学校学习哲学和神学，同时 从师著名数学家学天算，后自愿去远东传教。1578年3月，利玛窦自里斯本启航，在葡萄牙在东方的重要据点果阿居四年，受耶稣会东方教务视 察员的派遣，赴中国传教。1582年(万历十年)4月离果阿，
8月抵澳门。由澳门到肇庆、南昌、南京，然后进入北京，1610
年5月16日死于北京 ，赐葬于北京阜外二里沟。
利玛窦可以说是马可·波罗事业的继承人，但他的文化修养远比马可·波罗为高，而且他来华的目的更明确，可以说是官派，负有宗教使命， 所以说利玛窦是典型的传教士，只不过他的传教的手腕更隐蔽，更高明，打着科学的旗号，他向万历皇帝传播西方的天文知识、历法知识，并 且向中国传播西方的古典哲学、逻辑学、数学，与徐光启、吴淞合译(几何原本》，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使国人知道除了中国之外，世界 上还有五大洲，
1607年著(乾坤体义》一书，叙述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言地与海合为一球，居天地之中”。利玛窦、汤若望等人 还协助徐光启、李之藻修改历法，运用比较精密的数学知识和天文仪器，完成了《崇祯历法)，比中国以往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都要 准确，至今中国人沿用的阴历，就是这个历法。
利玛窦不但带给了中国以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新成果，传播了欧洲的文明，而且他还从政治、哲学、道德、伦理、政体等上层建筑领域 考察了中国，向西方作了报道，所有这些，都写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他通过比较，看出了中国在这些方面与西方迥异，他指出，中国的哲 学是一种“道德哲学”。人们更注重伦理道德，而西方则主张逻辑思维。中国的政体自古以来就是君主政体，人们养成“忠君”传统和帝王立 法传统。与西方差别极大的是“文人治国”、“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井然有序的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 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
他着重指出了中国人的知足心理，“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 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 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概念消耗得筋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了达数千年之 久。”
利玛窦对中国“孝道”的传统也很赞赏，“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当然对一些繁文缛礼也提出了批评。 ÷：
从1582年抵达澳门，到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病故于北京，利玛窦在中国生活长达二十八年。他广泛地接触中国社会各阶层，上至皇帝下至庶 民，更多的是和中国知识阶层打交道，进行学术交流。他与马可·波罗不同的是他不但会讲汉话，而且能用汉字写作，借以弘扬西方文化，而 马氏虽然号称会讲四种语言，却不会讲中文，以波斯语作为交流的工具，他所接触的多为商人、色目人，不能亲自著书立说，所以从文化交流 来讲，他远不及利玛窦来得深刻，但他们之间却有继承的关系，都为中意文化交流、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功不可没的杰出贡献。
鸦片战争，西方人利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开始接二连三地向中国进攻，这时他们完全违背了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初衷，改变了文 化交流的轨迹，引向了武力侵犯和强盗式的掠夺。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搞起了“中体西用”、“西学中用＼“洋务运动”，最后沦为“全 盘西化”。四、旅游与文化个性的保存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全民旅游的时代，旅游已成为，d种新的时尚，成为休闲娱乐的一种手段，也是提高文化素养、增长见识的捷径。比起马可· 波罗来，我们的旅游条件要优越几千倍，我们不必徒步、骑马、骑骆驼‘，不必餐风露宿、饱受旅途的万般痛苦，我们以车代步，日行万里如 等闲，住在星级宾馆，吃有美味佳肴，地方特色，还有导游作耐心的讲解，这些设施和服务项目使旅游形成了一种规模巨大的产业，创汇的有 利手段。作为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是无法想像社会会有如此飞速进步的。在他的时代，为了传播一种信息，报道异国的风情，是何等的艰 难，会引起如此的震动，而现今的信息时代，一切都在转瞬之间，信息的交流、便捷的交通、汹涌的游人、活跃的贸易，把世界变得小如弹丸 ，把文化的差异缩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世界的趋势是走向大同。巴黎的时装很快通过电视传向全世界，美国的流行歌曲，也能在罗马、东京 、北京听到，中餐馆已遍及欧美各大中城市，吃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成为北京街头的新潮，可口可乐、贝克啤酒、和路雪、意大利冰激凌 、法国面包，早已为国人所熟知，柯达、富士为我们留下了难忘的瞬间……所有这些以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异国之物，现如今成了我们消 费的对象，从物质的交换到文化的侵入，已经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如大军入境、所向无敌。．
如果说马可·波罗、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中国之行，只是单个的，带几分偶然的色彩，更多地是出于猎奇、探险、传教等行为目的的话，那么现 代旅游则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享乐与休闲并存，文化与商业共举，它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更多地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进行的，是一种 人文社会的功利的活动；如果说马可·波罗东方之行，只是在中国的百花园中，采摘了一朵奇葩‘只是将蒙在这个东方美人头上的盖头轻轻撩 起的话，那么势不霉挡的现代旅游，则是为我们全面展现华夏英姿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是我们向世人传扬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窗口；而且，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调的加快，随着国力的强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已不是富国人独享的洪福，富椿起来的中 国人，自觉不自觉地，也行色匆匆地加入到了这场现代文明大军的行列，也能以旅游者的姿态去同享现代文明为人类庸提供的一切便捷和乐趣 ，也饶有兴趣地去发现、欣赏、领略异曰风情，外域文化，也去登长城、漂黄河、游三峡，从南到北、由东到西把祖国的大好河山看个遍，这 才感到中国的巨大，古老文化源远流长。
旅游之所以吸引人，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肯将大量的金钱散布于途，是因为旅游属于文化活动，是因为它具有诱人的新鲜感，调剂人们心态 的功能。是文化的，地域的差异造成了这种新鲜。因此，保持这种文化的个性是持久旅游的先决条件。试想世界上千第一律，到处一个样，既 无语言上的差别，也无建筑艺术上的不同，风光、风俗、宗教上大同小异，那个世界该是何等的单调，何等的乏味，谁也不愿走出家门，马可 ·波罗也用不着跋涉三年半，饱受艰辛到达东方，他也不会为东方的文明，为元大都的恢宏气势，为美丽的杭州所倾倒，所折服，所流连忘返 即便回到威尼斯，被关进牢房，仍念念不忘东方之行，东方之美，中国之伟大，非要讲出来、记录下来，与世人共享，否则死不瞑目、抱憾终 生。这是何等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力量的源泉，就是文化，就是差异，就是美。 雄伟的万里长城，巍峨的故宫群殿，美丽的西子湖，庄严的佛教洞窟、广寺大庙、灵山仙境，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儒家经典、道教思想、佛 法艺术，都是中华文明的精神体现，我们不但’’要欣赏这些古迹，仰慕我们的祖先，而且要保存这些遗产，继承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事实 上，我们看到到处都有古寺的重建，古迹的模仿，古建筑的修复，有很热心的人在那儿把残损的东西整治得光亮如新，有的甚至面目全非。在 这方面，我最欣赏的是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那儿对古迹的保存可谓独具匠心，堪称楷模。整个城市看上去是个大古董，好像时光在这儿 是停滞的、凝固不动的，你看不到有什么新的不谐调的东西，古老祥和的格调保存得完美无损、浑然一体。在罗马城，对古迹的保护也是独具 一格，市中心发掘出的古罗马广场就摆在那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悠远，可它并不破坏罗马的美观，反而证明了她的博大和饱经人世的沧桑。 在意大利，无论你走到哪个城市，映人眼帘的古建筑、古文化遗址，都是那么原始、那么原封不变，都受到精心的保护。
在这里I我要强调的是文化个性的保存，我们不要因为前面提到的文化大交汇、大融通，而丢掉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保护古迹，修复遗存，只是 一个方面，而且是外在的方面，继承和宏扬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保持文化个性的另一个方面，而且是内在的基础的方面。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先人不但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而且以他们的思想道德，文化修养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许多治家安国的格言，为 人处世修身养性的道理，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又有在新时期下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文化个性。保存这些个性，就要抵 御外来文化的侵蚀，例如吸毒、色情、暴力文化，这些是有害的，应予清除、打击，拒之于国门之外。凡属好的文化，进步文化，理应接纳、 吸收。
历经几千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以不可遏制之势，正一泻千里地向纵深发展，我们工作在旅游第一线的陪同导游，更是这种交流的实践者、促进 者，我们每日向来自各国的观光者动情地自豪地介绍中国古老的文明，美好的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我们用我们的笑脸和热情迎接五湖四海的 当代的马可·波罗们。